[智悲翻译]物质的心性属性:贝尔定理——为武断的“中道”怀疑论敲起警钟,为“体验形而上学”和“量子心性”而鸣(三)

The Matter of Mindnature:

 Bell’s Theorem Tolls for Dogmatic ‘Middle Way’ Scepticism and Rings Out for ‘Experimental Metaphysics’ and ‘Quantum Mindnature’

作者:格雷汉姆·撒蒙热汗

Graham P. Smetha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Exploration & Research

Vol 2,No 8 (2011)

意识探索与研究期刊

节选自第2卷,第8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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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雷汉姆·撒蒙热汗(Graham P. Smetham),佛教哲学家,曾于Essex University研究数学,于Sussex University研究宗教哲学。他于过去的近20年间对近代科学、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一直致力于研究近代量子理论和佛教哲学历史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他的著作《量子佛教:空性中的游舞——显露于量子物理和佛教哲学之间的真理》是他在此领域最终且最完整的论述,书中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其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包括《大设计师:探索量子心识宇宙之基》、《量子佛教的宇宙奇观》、《量子佛教与Higgs探索:空性的力量》、《无意识的大脑》、《量子中观:由量子理论阐发的对龙树和月称中道哲学的鲜明解释》、《Wittgenstein 的量子禅》等。作者本人是美国《意识探索与研究期刊》的编辑。

所以,这并不是说,在20世纪初的某个时间,一帮离经叛道的疯狂科学家聚在一起,是由于他们已经厌倦了完全的“物质”世界这一理念,于是想要编造一个关于实在的更为激动人心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物质硬被说成像幻觉一样,会以某种奇特的方式伴随着单一或众多心识的运作而产生。也并非说,某个夜晚这些科学家入睡后,由于某些奇特的类似于《三脚妖之日》[55](或者,也许是休谟主义)的外太空事件,次日清晨醒来之后,便变成了不合逻辑的癫狂的神秘主义者。很大程度上,量子理论正是在物理学家们绞尽脑汁企图对其进行“证伪”中被证实的。

这种观察法把我们直接引入科学哲学的一个领域,埃利斯认为,对于他宣称为纯粹“认识论”的哲学分析而言,这一论述领域居于核心位置;在涉及到“可证伪性”概念这一特殊情形中,我们被直接引向了卡尔·波普尔的哲学观点,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 他“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之一”。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探讨尤为切合我们当前的论题,因为,如埃利斯一样,他也是“认真”地对待休谟的怀疑论。波普尔的理论要求,科学应按照一种“可证伪性”的认识论方法来操作,这种方法的提出,是为了免于以下理念所带来的问题——科学有赖于“归纳”原理的观念,即一系列足够多的特定观察现象(太阳在清晨升起经常被作为一个例子而引用),能够保证同样的现象在未来也可以观察到。

使波普尔印象深刻的是,像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理论是具有“风险性”的,因为它们显然可以被实验证据所证伪,然而,根据他的评估,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如精神分析,却无法被任何特定的检验所证伪,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是以一种能够避开这些检验的方式所搭建。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具备可证伪性的构想才能被视为是科学的。进而,根据这一观点,那些还没有被证伪的科学理论,只能暂时被视为可能的科学“真理”,因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他们有可能被证伪。斯蒂芬·桑顿(Stephen Thornton)对此总结道:

波普尔拒绝归纳性,他不承认这是科学研究和推理的典型方法,并以可证伪性来取代它的位置。他提出的理由是,几乎任何理论都能够轻易获得正面证据;因此,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真正具有“风险性”的预测,即很有可能被证伪的预测,得出正面结果时,这种他所称的“确证的事实”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在波普尔看来,一个理论只有具备被某种可想象的事件驳倒的可能性,它才是科学的。对某个科学理论的每一次真正的检验,其实都是为了否定或证伪它而做的逻辑性尝试,一个真正的反例就能够否定整个理论。从严谨的意义上看,波普尔对科学性作“界定”的这种理论,是基于其对证实和证伪之间逻辑上不对称的承认:仅仅参照经验,在逻辑上不可能对一个普遍性命题给出最终证明(正如休谟清楚看到的),然而,单单一个反例,就足以证伪相应的普遍性定律。总之,一个与“证明”某规则相距甚远的例外,就足以推翻该规则。[56]

故而,以波普尔的观点看,被实验检测所证伪的理论都会被筛选掉。

这样,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有意思的情境,对于某种现象的解释,我们剩下的可能只有两种互相排斥且各自完备的“暂时性”理论。假设其中之一被证伪,那么,剩下的那个会最终失去其“暂时性”的身份,而变成终极理论,不会有其他可能。所以,如果我们接受波普尔对科学认识“可证伪性”的表述,那么,西方哲学内部关于精神-物质是平等,还是一方至上这一形而上学争斗,实际上现在已被以下事实所裁决:量子物理已经证明,“物质”是我们对实在的一种幻觉。所以,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量子物理应当真正地被视为“实验性形而上学”。

自笛卡尔时代开始,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维度领域中,“物质”和“精神”(或称为“意识”)二者,就被认为是可能的本体论终极概念的两个基本类别,在量子理论出现之前,对于两者中哪一个占有绝对的本体论终极地位,或者两者之间是一种模糊的平等,以及对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处在争论不休之中。当然,众所周知,笛卡尔把实在的本体分为两种实体:物质的“广延实体”(res extensa)和“精神”或者意识的“思维实体”(res cogitans)。非常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此处使用的“实体”这一术语和量子场论讨论中的“无实体的”或“非实体性”中“实体”一词的用法是不同的,在后一情形中,“无实体的”或“非实体性”的意思是,在量子场的基态中没有物质实体。在笛卡尔的理论体系中,“实体”这一概念指的是实在的独特特性——与其他任何“实体”(即特性)都不同的特性,从而,笛卡尔的“实体”从本体论上被假定为实在的基本特性。

直到20世纪中期,由笛卡尔确立,以“物质”和“意识”作为互相排斥且各自完备的两个可能的基本“实体”,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探索的重要基础。(20世纪中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英美哲学放弃了这一基础,而退回到基本上没有意义的语言分析,欧陆哲学则开始了更为精微的分析)。笛卡尔自己,以及与他同时代及其后的哲学家们,曾探索过其他各种可能的二元论观点,有的认为这两种“实体”是同等基本的(互动论,副现象论等),有的则认为两者之中有一方是主要的,笛卡尔自己曾假设二者通过松果腺相互作用。

对任何类别的二元论,一个至为关键,且实际上除采用知识上的欺骗外无法绕过的难题,正是基本实体的定义,笛卡尔建立的这一定义要求,如果我们接受“绝对非恒同物的不相容原理”这一合理的哲学原则[可简称为“绝对不相容原理”(PAI),用以指完全对立或者相反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那么,两种“基本实体”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PAI是十七世纪哲学家莱布尼茨“恒同物的不可辨别原理”(PII)的自然推论。根据PII原理,如果两件事物所有的性质都相同,那么他们只可能是全同物;PAI说的是,如果两个实体绝对不同,那么,他们绝对没有相同的性质、品质或外观等,彼此间也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联系或联结起来。完全不同的“实体”之间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关联这种特点,和佛教哲学所描述的“别别他体” 情况相同,“别别他体”间不能以任何方式发生关联,除非我们想声称“火焰亦应生黑暗”。

然而,波普尔却自相矛盾地保持了二元的本体论,并以一种互动论的形式来解释意识和物质的能力,这实际是转向了微妙的一元唯物论,因而,明显地将他的砝码投到了物质一方:

……虽然波普尔是一个身心二元论者,但是他不认为意识是一种分离于身体的实体:他认为人类的精神(或心理)特性(或层面),与物理特性(或层面)是截然不同的。[57]

很明显,波普尔这位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似乎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因为,虽然他一直在严加指责保罗和帕特丽夏·丘奇兰德(丘奇兰德夫妇)所鼓吹的某种“铁了心”的“排除型唯物论”,指其为依赖于“对大脑研究未来结果的预言”的“允诺唯物论”[58],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围绕着他自己的微妙的“非排除型”唯物论的奇怪的不一致的歧义。因为,如果我们采用通常的来自笛卡尔对“物质”及“意识”的概念,按照定义,“物质”过程不能产生“精神(或心理)特性(或层面)”的过程,因为它们完全“不同于物质过程”。

在他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卡鲁·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C. Eccles) 的工作中, 波普尔(也是一位“爵士”)考虑过这种可能性:量子不确定性有可能构成自由意志的基础。埃克尔斯曾建议“处于临界静止态的神经元”可能被意识影响来协助做出决策,这个观点预见了彭罗斯和汉莫洛夫后来提出的理论。然而,在这点上,波普尔批评了这种想法:放大的量子事件影响决策。但是,在1977年出版,他与约翰·埃克尔斯共著的《自我和它的大脑》一书中,波普尔最终形成了涉及量子物理的一个精神-大脑相互作用的两阶段模型;他把自由意志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自然选择做了比较:

头脑中的新想法和基因突变有显著的相似性。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基因突变的情况。突变,似乎是由量子理论的不确定性引入(包括辐射效应)。相应地,它们也是概率性的,而并非自身原初就是被挑选出来或者适应的,但之后加于它们之上的自然选择的运作,淘汰了那些不适应的变异。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出有关新想法和自由意志决策的一个相似的过程,或者相似的事件。“这就是说,一组具有概率和量子力学特性的建议性想法的集合,带来了一系列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似乎由大脑引起。之后,某种选择过程加于它们之上,淘汰了那些不能被心灵所接受的建议和可能性。”[59]

波普尔的这段基于观察的论述清晰地显示,他明确地要求,意识必须具有在量子层面运作的功能;依据绝对不相容原理,这种观点必定意味着,量子层面具有类似意识的特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有波普尔所提出的那种相互作用)。这个要求实际上动摇了波普尔微妙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性质的二元论的基础。波普尔和埃克尔斯的观点与斯塔普《不二的量子二元性》一文中的观点,相似性非常明显。正如斯塔普所说:

……因此,从实用以及操作的意义上来说,量子力学是二元性的,因为它既包括了由物理术语描述的本性层面,也包括了由心理术语描述的本性层面……这与典型的笛卡尔二元论紧密相符。在经典力学的应用中,其物理描述的层面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物质性,而不是意识性的,与其不同的是,在量子力学里,物理描述的部分则是意识性的。因此,量子力学在实用/操作层次符合笛卡尔二元性的规范,但在深层的本体论层次上,则简缩为一个从根本上说是意识性的不二一元论。[60]

但是,埃克尔斯和波普尔没有进一步去论断实在的“心性”本质,看起来他们在这里却步了。正如唐纳德·沃森(Donald E. Watson)和伯纳德·欧文·威廉姆斯(Bernard O. Williams)所指出的: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约翰·埃克尔斯爵士不能接受“一元唯物论的非宗教哲学”,他转向了笛卡尔的二元主义。因为他认为,分离的广延实体和思维实体“给了人类灵魂或自我一个安全的状态”。尽管部分地是由于其宗教信仰的原因,但从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埃克尔斯关于精神的概念不受任何特定的宗教和哲学教义所限定。他将精神等同于非物质,这使他的思想摆脱了笛卡尔的二元主义,并将其置于了现代科学的道路之上。有鉴于此,如果没有坚持返回二元主义的互动论,或者任何其他有关心识的哲学模型,他可能已经不受任何约束地发展出一种有关自我以及自我与大脑关系的科学理论。[61]

换句话而言(并用更贴切的词“心识”来替换上文中的“自我”),如果埃克尔斯和波普尔没有觉得非得要在实在的基础中留下一点物质——至少也是一种微妙形式的物质,他们可能已经得出结论:物质已经“非物质化”为一种无实质心识般的潜在性量子场,而这也正是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命题和量子理论的证据所明确需要的。

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就物质实体的概念写道:

我们所拥有的,被我们赋予了“实体”统称的这一概念,只不过是一些“特性”的某种假定的、未知的支撑物——我们发现,这些特性是存在着的,同时我们又推想,假如没有某种东西作为它们的支撑或承载物,它们就无法存在,sine re substante (拉丁语,指未形成),我们称这种支撑物为 substantia (拉丁语,指实体),这个拉丁语词汇,按照其真正的含义,用通俗的英语表示,就是“位于(某物)之下”或“支撑”的意思。[62]

在几页之后,洛克将“实体”的概念和世界安放在一头大象上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安放在诸如乌龟等等之上,作了对比,这里的要点是,我们永远不能真正知道“实在”的任何这类假定基质的真实本质,因为,与我们相遇的永远只能是属性、性质、特征,而不是裸露的实体本身。如此看来,洛克在一种最低限度的意义上预测了量子场论!

对于什么是基本的实在,虽然洛克似乎接受了原子论的观点,但他也指出“很难想象,纯粹的无感知物质,能产生思维智能的存在体……”[63]。下面这段来自洛克的引文是这样说的,“他所考虑的有力的先验论点是,心识一定首先产生,而且一定是初始的因,而不仅仅是果”。[64]

如果必须有什么东西是恒常不变的,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它会是哪一类存在。对此有着显而易见的推理,它一定必然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存在体。

因为,无法设想,完全没有思考能力的物质,会产生有思维智能的存在体,就像无法设想“空无”能自行产生物质一样。让我们假设,物质的任何一个部分(无论是大还是小)是恒常的,我们将发现,它自身无法产生任何东西……物质,仅由自身的能力,甚至连运动都不能产生: 因而,物质本身具有的运动也必然是恒常就有,或者是被比该物质更强大的存在体产生出来并加之于其上……然后,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运动也是恒常的:可是,物质,无思考能力的物质和运动,无论怎么变化,它可能会产生外形和体积,但永远不能产生思考:就像物质超出了“无”或“虚无”的产生能力一样,“了知”也远远超出于运动和物质的产生能力之外。我吁请每个人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能容易地接受以下观点:“若思想或者智能体根本就不存在,思想会由纯粹的物质所产生”,但是,对于“物质产生于无”这一点,他不会觉得像上面的观点一样易于接受……因此,如果我们假设“无”是最初或恒常的:物质永远不会有;如果我们假设,仅有不携带运动的物质是恒常的:运动便永远不会有;如果我们假设,物质和运动是先有的,或者恒常的:思想就永远不会有。因为无法设想,物质,不管其有无运动,最初在自身中就会具有感觉、知觉和知识,在这里,同样显而易见,接下来的结论就是,感觉、知觉、知识必须是物质及它的每一个粒子的永远不会分离的一种属性。[65]

所以,与量子物理学家和量子革命不经意的发起者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实际上是有意地倡导关于“实在”具有量子本质这一观点的物理学家)一样,洛克清楚地把(非个体化的)心识之场考虑为“物质之母体”。

所有的物质都源自于作用力,并且只有凭借作用力才能存在……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一作用力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具有意识和智能的心识。这一心识是所有物质的母体。[66]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洛克所做出的强有力论证实际上引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三个世纪之后,随着量子理论和量子场论中非实体性的出现而获得了惊人的证实,这种非实体性理论中假定,只有属性本身,而没有属性持有者的存在。

这个例子显示了清晰和协调连贯的哲学反思导致第一流形而上学洞察的可能性。或许更为突出的是,波普尔有关科学的可证伪性哲学,最初被波普尔认为将是形而上学的解毒剂,当以量子物理的明确结论作为其应用背景时,却能够被用来证实洛克观点的有效性;另外,走得更远的是,波普尔的研究最终发展出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接受量子物理作为“实在”本质的根本描述为自己的基本格调。

和爱因斯坦一样,波普尔对 “量子纠缠”现象所隐含的反直觉意义感到困扰,即看似明显分离的“实际”元素之间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性,这是我们很快要看到的“实在”本质的一个层面,面对“量子纠缠”所带来的困扰,波普尔试着设计了一个量子实验去解决此问题。[67]但是,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物理学家吉安卡洛·吉拉尔迪实际上非常质疑波普尔对量子理论所包含的微妙一面的理解。但不管怎么说,很清楚的是,波普尔明确地考虑到使他的可证伪性方法在科学之内运作,而不是像埃利斯那样宣称:物理不可能告诉我们有关“实在”的任何东西;波普尔明确地认为,量子理论为这个终极的知识领域提供了很多具有巨大价值的东西。

波普尔后来发展的“三个世界”的设想,在格调上是高度形而上学的,在1978年关于人类价值的坦纳讲座上,他对此设想做了概述:

在这个讲座里,我打算去挑战那些持有宇宙一元或者二元论观点的人,我将提出一种多元论来取代这些观点。我提出的宇宙观点,至少承认三个不同但又彼此相互关联的子宇宙。[68]

由波普尔提出的“真实”的三个世界(图一),分别是“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文化”世界(世界3);文化的世界也是“客观”知识的世界;据波普尔设想,这些世界通过各种反馈机制而互动。这种“三个世界”的观点后来被罗杰·彭罗斯改造为我们之后将要见到的形式。如此看来,波普尔不仅认为,与埃利斯的观点相反,量子理论能提供有关宇宙的证据,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判定——甚至不去顾及他的可证伪性的论点,形而上学是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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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彭罗斯描述的波普尔的三个世界[70]

在他的题为“三个世界”的讲座里,波普尔对于到底他认为什么应该被算作“真实”,给予了如下回答: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肯定中等尺度物体的存在性或真实性:对于这个尺度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操控、翻转和扔掉它们。从对世界最原始感觉上看,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我猜测,婴儿学会了去分辨它们;并且我推测,对婴儿来说,这些他(她)能够握住、扔掉或塞进嘴巴的东西,无疑会令他(她)确信是很真实的。抗触性(能“触摸”到)以及某种程度的时间持久性似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从对“真实的事物”的原始概念,即如上所说的那种东西出发,物理学家作了进一步的推广,从而延伸了它所涵盖的范围。我认为,材料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关于“真实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是通过将以下对象也包括在内而得到的:非常大和非常小的东西,不能在任何时间尺度内持续存在的东西;还包括了任何能够对物体产生有结果作用的东西,譬如磁或电的吸引或排斥,以及力场;还有辐射,譬如X射线,因为它在作用于物体时,例如作用于照片底片时,能引起相应的结果。以此我们得出如下概念:所谓真实或存在的东西,是任何能直接或间接地对物理对象,尤其是对那些简单的很容易操纵的对象产生作用,并带来相应结果的东西。[69]

我们应注意的第一点是,波普尔论点中的第一句话恰恰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所谓的“真实”完全独立于进行观察的心识之外。普通的人类可能会以一种“原始”的习惯而“肯定”或确信,日常世界中物体的“实在”,与它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实体相等同,但是量子理论清楚地显示,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在这个分析中,波普尔认为,“实在”的所有属性,不论在科学中还是在普通生活中所确定的,在本质上是基于我们对“中等尺度物体”的直接体验。我们将“实在”的“原始”的概念,赋予了这些直接体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些被直接体验的“物理”客体,“实在”的概念以“因果效应”为基础被概括出来。

这里,虽然波普尔将“物理”世界描述为在某种意义上看的基础层次,对于整体观点的恰当考量——考虑到这种整体观点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对“物理”世界认识的体验层面——则要求“三个世界”的设想能够非常恰当地被包含在整体的泛经验视角之中。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波普尔在《自我和它的大脑:对互动论的论证》一书中提出的二元主义的互动论观点,与这种泛经验视角完全相违,但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内容,如果我们以传统的方式使用“物质”和“心识”这两个术语,这种相互间的作用不可能存在。波普尔提出的这种互动论是诉诸于一种量子层次的交互作用,在此种层次上,传统的“物质”不再“存在”,这重引了斯塔普的观点。

埃利斯宣称,“实在”具有最终不可知性,并认为这建立在波普尔可证伪原则之上,在当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在波普尔的世界观中,“实在”显然不是完全超越一切可能知识的某种结构或过程。相反,对波普尔而言,“实在”是在泛经验形而上学过程中通过“反馈机制”显露本身。这种观点直接破坏了埃利斯提出的这类教条主张:

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对于怀疑主义的内在含义,有许多错误的假设。其中之一是,如果我们拿它当真,它就会阻止我们持有信念,或者使我们完全无法作出断言。这不是怀疑主义的内在含义,因为所有它所破坏的,都是关于实在的断言。这并不妨碍我们陈述自己的经验,也不妨碍我们作出关于“基于这些经验,什么看起来是属实的”这种合理的暂定性陈述。[71]

当我们明白,“实在”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绝对地超越和对立于我们的经验时,那么,像“所有它所破坏的,都是关于实在的断言”这类怀疑主义陈述,其夸张程度就有点近于怪异之谈了。

在最后总结他的“三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时,波普尔是这样说的: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的宇宙图景。首先是物理世界,也就是世界1,连同它最重要的子世界——生物体世界。世界2,即意识经验世界,它是生物世界进化的产物。世界 3,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它是作为世界2的进化产物而出现的。在上述每种情况中,新出现的产物对产生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反馈效应。例如,我们大气层的物理化学成分——它所含的如此之多的氧气是生命的产物,是一种植物生命的反馈效应。特别是,世界3的出现对世界2有着巨大的反馈作用,并通过它的介入影响着世界1。世界3与世界2之间的反馈作用尤为重要。我们的精神是世界3的创造者;但反过来,世界3不仅影响我们的精神,而且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它。自我的概念非常依赖于世界3中的原则,特别是时间原则,它是自我身份——昨天的自我、今天的自我和明天的自我认同的基础。作为世界3的客体的语言学习,其本身一方面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方面是一种反馈效应;并且,全部的自我意识深植于人类的语言之中。我们和我们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馈关系: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得以进步,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得到成长。这种成长,这种自我超越,有其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新观点、新理论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涉及到所谓的“直觉”或“想象”的问题。但直觉是会犯错误的,就像人们所做的一切事一样。直觉必须通过理性的批评来控制,而理性批判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产物。这种通过批判所施加的控制,是我们知识增长和个人成长的理性一面。这是使我们成为人的三个最重要特质之一。另外两个是慈悲,和意识到我们易犯错误。[72]

但是,波普尔所指的“意识到我们易犯错误”,并非埃利斯断言的那种对“实在”的任何“真正”了知的可能性上,绝对化和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易犯错误”;相反,它更是一种觉知,即意识到:“直觉是易犯错误的”,除非它被 “理性的批判”所引导。

关于这一点,在此值得重新回顾一下前文已引用过的休谟的话(在这篇译文的前一部分“二”之中,文字略有改动。):

就像大自然在没有给与我们有关肌肉和神经知识的情况下,教会了我们如何使用由肌肉和神经所操纵的四肢; 同样,她赋予了我们将思想推向航线之中的本能——此航线与她给外部客体已经建立好的运作模式相一致……[73]

人类的身体和他们的经验连续体以及心智能力都是“实在”的一部分,并且嵌入其中。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是对直觉形而上学洞察的各种可能性采取积极态度的充分合理理由, 当然,前提是只要这种洞察是由对“理性批判”的严格使用所引导的。这种态度与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它似乎正是埃利斯观点的核心所在。

从文中来看,数学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例子。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曾提及:

数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恰恰存在于物理科学中。[74]

(待续)

【参考文献】:

[55]. Science fiction novel by John Wyndham

[56].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opper/

[57].Popper, K. R. (1971). p265

[58]. Eccles, John C. and Karl Popper (1984).

[59].Eccles, John C. and Karl Popper (1984).

[60]. Stapp, Henry. ‘Nondual Quantum Duality’

[61].Eccles’ Model of the Self Controlling Its Brain: The Irrelevance of Dualist-Interactionism.

[62]. Locke, J.,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II xxiii 2)

[63]. Locke, J.,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V. X, 10, 1640

[64].‘Evolution as Algorithm’

[65].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 IV, x, 10

[66]. Das Wesen der Materie’ (The Nature of Matter), speech at Florence, Italy, 1944 (from Archiv zur Geschichte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 Abt. Va, Rep. 11 Planck, Nr. 1797)

[67].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pper‟s_experiment

[68]. Popper K R – ‘Three Worlds’ p143 –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April 7, 1978

[69]. Popper K R – ‘Three Worlds’ p153 –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April 7, 1978

[70]. Penrose, Roger (2007).p95

[71]. Ellis…

[72]. Popper K R –‘Three Worlds’ p166-167 –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April 7, 1978

[73]. Locke, J.,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5.22

[74]. Penrose, Roger (2007). p50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8.07

翻译:净信、柔慈、圆航

                                  一校: 慈诚扎西、圆航

                              二校:圆阳、圆和

                         终审: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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