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佛教经济学的贡献(下)

 

The Contributions of Buddhist Economics

拉茨罗•索尔奈

Professor Laszlo Zsolnai

作者简介:

拉茨罗•索尔奈,匈牙利布达佩斯卡瓦斯大学商业伦理中心董事。

经济模型

朱莉娅•埃森指出,“适度”是佛教中道观念的精髓——既非过滥又非匮乏,指的是节俭。合理性(译者注:此处的“合理性”与“适度”同义)不应混淆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狭义的“理性”概念。它包括对原因和可能采取行动的分析,以及对这些行动直接及远期后果的把握,合理性也意味着慈悲。

“自身免疫”并非指自我孤立,而是指自立和自律,以及承受外来打击和应对不可控事件的能力。使这些能力得以有效发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智慧,这不仅包含知识的积累,还包括能明智地使用它们的洞察力。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完整的人格,这意味着道德高尚、符合伦理标准的行为,包括诚实、勤勉及非剥削。就佛教而言,这些准则注重的显然是精神上的成长。

泰国的“善地阿索(Santi Asoke)”佛教改革运动体现了一种特别的佛教经济模式的实践。各个阿索社区基本是依据“功德主义”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他们的口号:“少消费,努力工作,多回馈社会”表达了其宗旨。

这里的第一个要点是,社区的居民节制消费,方式为他们持守佛教戒律、共享公共资源并遵守环保公约——“四个R”(回收、再利用、修复、拒绝非环保)。许多居民在回顾“少消费”的实践时,都对由此导致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平衡和联系表达了感激之情。深切地认识到贪婪是污秽的根源,阿索成员推崇“知足少欲”。当然他们也注意做到,要遵照既非极端禁欲又非极度奢华的佛教中道,保持适度消费。第二个理念,阿索成员倡导“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这与佛陀的“欲望乃是痛苦之因”的开示一致。

“工作”是阿索社区的主要禅修方式。通常的佛教修行者的形象是,静坐一处,闭起双眼、调整呼吸,但这只是禅修的一种方式。阿索成员同样持续不断地进行“开眼冥想”禅修练习,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与社区其他成员交往。按照泰语“工作(gnan)”一词的本义,阿索社区对“工作”的理解是:它不仅包括维持个人生计的行为,也包括参加会议、诵经、进食、看电影、与邻居们聊天等。

第三个要点,“多回馈社会”,是无私或无我的训练,也是佛教的核心。以布施的方式做功德是泰国佛教徒的普遍行为,但是阿索佛教徒并非仅仅对寺庙作供养。他们以多种方式为泰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尽自己的努力。例如,他们经营素食餐厅和非营利性的市场,为泰国民众提供低成本的健康食品及其他有用商品,与此同时,推广功德主义的诸多理念。然而,在“阿索道路”生活中,时间、能源以及资源密集度最大的外向型活动,都是免费培训。

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桑德•泰德曼提醒大家,这一概念是由不丹国王于上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以回应当时正在访问该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称,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各项标准,他们将不丹视为“穷”国。不丹国王承认,虽然按照常规的国家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他们可能得分较低;但是,他同时声称,若以幸福为指标,尽管只是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一个僻静国家,他们却会获得高分。然而,GNH远非仅仅是和GDP不同的另一种指标。

本文对此的展望是,GNH可以被视为在下一个阶段使用的,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评估的指标。它超越了GDP,即,超越了仅仅衡量那类能够以金钱表征的价值。GNH是一项尝试,即制定一种指标,以囊括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命相关的所有价值,包括最微妙、最基本的一项:幸福感。此外,由于GNH将幸福感作为目标,它是佛教经济学框架中的重要标尺。

泰德曼认为,只要各国政府将GDP增长作为总体目标,则该国民众将被锁定在一个以牺牲社会和生态健康为代价,而不断增加消费的循环之内。只要工业机构被设定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并且,金融市场也仅仅以此为基础而对其奖惩,他们就会继续以不可能长期持续的速度从地球攫取价值。目前,创建可持续经济,意味着超越对各项政策进行渐进的调整,重塑新的经济、金融和商业模式,不但要实现技术和基础设施向“环保型”的跨越,而且要转变既定的规范,改变那些只顾当前,对未来不利的“游戏规则”。

不丹领导人以“四大支柱”定义GNH:经济发展、优秀的管理、文化的保存和自然保护。通过将治理和文化纳入衡量指标,不丹的做法不仅顺应了全球经济的潮流,即,将“质量”的维度并入经济模式,而且成为了各国的先驱。这一模式的优点是,既包括了GDP这一“最低标准”底线,又辅以“更高标准”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GNH。这种模式有助于我们看清,如何将生成金融资本的努力与政策相结合,进而生成社会、环境及文化资本。

当面对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时,该模式也可作为一种制定决策的工具。通常情况下,政治决策会以得失的权衡为基础。例如,当面临提供就业与保护环境的两难选择之时,大多数政府可能会选择前者。上述的GNH模型显示,这种权衡应当以价值的等级序列为依据。否则,决策者将会为了较低价值继续牺牲更高价值,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并且导致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受阻。如果GNH能够发展成为一项全面的工具,把与幸福生活相关的所有价值纳入其中,则会使政府部门免于做出那种基于狭隘的实利主义的错误经济决策。

泰德曼提出,GNH与一种被称为“混合经济”的观点相一致,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的力量能做好许多事情,但并不能包揽一切。这就要求政府和经济的所有参与者各担其责,并且,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定义经济目标。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已经错误地创建出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同时,人们已经成为市场及其货币价值的“奴隶”。替代之法,并非重返僵化的计划经济及闭关锁国,而是另行一种量身订做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我们的社会及生活自身。

我们需要高效的市场和集中的领导。中道并非意味着折衷或“次优”的解决方法。相反,它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中前瞻性地营造一种责任感,由此,获得双赢成果的协同联盟会自然地形成。经济历史表明,健康的经济和实际上健康的社会,通常存在着一种混合经济,在这里,市场和政府在动态平衡中合作共事。当前,人类面临的挑战,是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并且能给所有成员带来福祉的经济体系。

乔尔•马格努松认为:通过日常的正念修习,我们可以打破那种病态的、“驴推磨”式的行动与思维模式。我们对行动和想象之间的真实相互作用方式变得警觉,并且对行为和动机的含义形成了清晰的理解。正念是一种“完全”的思维状态,无多余的累赘,思维明晰、开放,且直接专注于当下的任务。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培育,正念使我们保持觉知,不再困于妄念和执著,并直接集中于我们的日常任务。这里所说的“任务”,并非是随机所遇的,它们的指向是为人类和生态带来福祉,并且在体制和制度变革中发挥作用。

具备了适当的正念,人们可以开始着手以下的艰难工作,重组关键的经济机构,以引领经济活动走上新的历程,从而导致系统性的变革与更健康的民生。正如经由一段时间的演化,一系列的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机构,组合发展并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念经济”也将演变成一种新体系。具备了适当的正念,系统性的变革将会作为下列过程的结果而发生:它出自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又远离于它,但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的众多批判者所鼓吹的那样去推翻它。

马格努松认为,“正念”经济以每一名个体所做贡献的公平和公正的价值为基础。人们不受骚扰,或不受种族、性别歧视而工作的权利,以及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对于社区的整体宜居性是极重要的。人们是其所在社区的“成龄”成员,并在经济运作中扮演主动、四维度的角色:雇员、消费者、企业主和公民。正念经济中,作为雇员,人们通过为基于社区的非资本主义的企业工作赚取收入;作为消费者,他们的收入同样花费在此类基于社区的商贸企业中,企业的运营,以基于核心价值的原则为指南。

这些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基于社区”的或以社区为基础的,是由于它们属于该社区中的成员所拥有。通过成为企业所有者,人们拥有了制度所保障的对企业的管控权,即,他们以民主的方式管控企业各项活动。这里,“管控”的意思是,以一个具有“正念”的经济公民的身份,主动地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企业所有权相分离,与此不同的是,在正念经济中,人们被赋予了所有权,以及同样与之相伴的各项权利和责任。

马格努松强调,正念经济社会可以采用“B型公司”作为社区公司的一种模式,这里,“B型”的含义是“利益型”(Beneficial)。“B型公司”是相对较新的企业模式,其设计宗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社会和环境规范的特殊需求,同时也为了创造某种社会变革运动,从而将“股东”的各项利益制度化。这里,“股东”不仅包括投资者,也包括雇员、客户,他们的社团以及环境。

通过将其产品与其他B型公司的品牌保持统一,B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了一种共同的声音。B型公司使其价值观在各种管理文件中明确地得以体现,以确保即便投资者、管理者及员工变更频繁,这些价值观仍将保持不变。要成为一家B型公司,该公司必须首先通过严格的测试或评级体系的评估,包括对环保措施、雇佣措施、采购政策,以及其产品是否对社会有益等的评估。

另一种可能性,是创立“合作社型”的社区公司。一旦成为合作社型公司,公司的章程及细则可以规定,公司遵循ICA(国际合作社联盟)所制定的合作管理规则。所建立的合作社在实质上可以是一种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因为它不具备以利润为动机,所有权和工作的社会分离,以及强制性增长等特征。这类公司的动机是服务社会,整合企业所有权和工作,不盲目地追求增长。合作社亦可将其民主型的所有权及控制权扩展至该社区中受公司运营影响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及周边社区的成员。

组织措施

布朗温•里斯和塔马斯•亚葛西斯观察到,西方社会的许多机构具有高焦虑特征,这导致了员工缺勤率增加以及身心交瘁。这一问题可部分归因于:现代管理策略的分裂性,给越来越多的个体带来孤立感,并且,往往因过度使用现代技术,人们失去了与自身感官世界的联系而被孤立起来。

里斯和亚葛西斯提出一种世俗化的佛教心理训练方法。与行动研究方法相结合,可以使接受训练者认清“权力”(译者注:此处的“权力”,指的是企业或社团中个人所感受到的“无形”的控制力或统治力)的要点及本质,进而,在“授权式”的现代组织中释放出创造力以及团队意识。创建一个“反省基础”,是这一工作的关键,它使接受训练者对事物的认知从:“某件事是原因,另一件是它导致的结果”,转向“一切事物均是复杂的因果链中的一环”。为实现这一转变,个体所面临的挑战是:认识到,正是以他或她的行为为条件,他或她所在的企业或社团才能以现在的这种局势存在。达到这种认知之后,个体的行为就会开始向如下方式转变:对个体存在于其中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人类活动领域,承担充分责任。

这一方法根本的概念性原则总结如下:

(i)建立反省基础

反省基础,指的是接受训练者的“探究”得以发生的身体及情感空间。参与者在指导者的帮助下对此“空间”保持觉知。此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觉知和慈悲将在此中被唤醒。该空间,尤其是它具有的“基础”特性,会将人们带入并保持在相互关联之中。

(ii)激励“具备觉受”的状态

在此阶段,采用一种觉知训练,激励参与者尽其所能地感受当下的状态。到这一阶段,我们可以说,“炼金炉”(译者注:这一心理训练方法被其提出者称为“炼金炉”方法)已被建立起来了。

(ⅲ)反省

反省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过程:激励参与者对自己与职场、工作之间联系的某些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在某一商学院,训练小组中会以诸如“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接受教育?”之类的问题引导参与者进行反思。问题本身相当简单,但若是在反省基础的背景中被问及,个人最深层的价值观可能会显露出来。接下来,在对话过程中,可以将其提供给其他组员。

(iv)对话

一旦反省基础建立起来,对话可在一个大组,或在几个小组中进行。“探究”要在实际状况,即,当下存在的那些情感、伦理的状况中展开。不能认为,在探究可以向前发展之前,一定要建立起完善的反省基础。

里斯和亚葛西斯清楚这种方法的长处,即,这种方法可能发现一条途径,沿着这条途径,我们的探索,会比使用语言途径前进得更深。因为觉知训练是在情感、身体以及智力层面上运作,因而,可能找到各种沟通方式,这样就可以削弱常见的西方式的对任务型产出的追求。因为,人际关系比产出更为重要。在一种鼓励对个体经验的相互探索的开放式方法中,多样性是受欢迎的。“超越”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超越,是一种对我们生命的相互渗透与联系的一种高度的、日益增进的理解。

劳伦斯•凡•登•穆森贝克强调正念对商界领导人的重要性。他认为,引领自身需要精神自律。人人皆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诸如贪婪、嫉妒、贪图物欲及寻求认同感。佛教徒认为这些想法与情绪是负面的,建议通过禅修来训练心智,减轻这些不良倾向。第一步是正念,即,当不良想法与情绪开始侵染大脑思维时,个体能有所觉知。

凡•登•穆森伯格认为,利润和竞争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利润是企业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如果领导者认为,企业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他持有的就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利润,是一个企业具有感到满足的客户、员工和股东的结果。企业领导者必须面对平衡这些利益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全局观念,企业要对其造成的长期影响承担责任。

非乌托邦思维

朱莉•尼尔森提出,我们对任何乌托邦式的主张,都应持某种开放的怀疑态度。我们很难相信,任何一类机构——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地方公司、社区、家庭或僧团,会具有一种本质的“属性”,使它自觉地以服务于人类和生态为目标。制度、体系或规模的完善,并不能奇迹般地去除人类的弊病、贪欲及苦难。但是,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均有机会做出回应。佛教的一大重要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无执”,并警示我们不要认同于“人我对立”的思维。将这一理念用于对治经济上的困难时,并不意味着无动于衷,也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对各种变革的尝试,包括通过当地社区的行动所采取的尝试。佛教的“中道”教义也鼓励我们,对“自以为是”的种种诱惑保持警觉,同时,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广泛、深入地投入到企业、政府以及广大的世界之中。

佛教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并非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经济体系,更好的观点是把它视为一项替代策略,可以随时用于任何经济环境中。佛教经济学使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共同受益,这是因为它创立了一种解决可持续民生问题的方案:在导向解脱的洞察力——“无我”的基础上,通过修习无贪、非暴力、关爱和慷慨,使人与非人等一切有情的苦难得以减轻。

【注释】:

①亲社会行为又叫积极的社会行为,它是指人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有益的行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经常会表现出类似这样的行为,比如帮助、分享、合作、安慰、捐赠、同情、关心、谦让、互助等,心理学家把这一类行为称为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维护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个体一生的发展意义重大。

②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③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效益,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

④社会比较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1954年提出来的构思,是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费斯汀格指出,在向上的社会比较中,跟那些更社会化的人比较;在向下的社会比较中,作逆向比较。社会比较理论解释人们为什么嚷着模仿传媒中的典范。社会比较可以为个体提高自信心,并且成为合理自我完善的基础。可是,当比较建立了不实际的标准,这些功能都会失效。

文章来源:

http://laszlo-zsolnai.net/content/contributions-buddhist-economics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歌者

一校:永丹卓嘎、明心

二校:圆阳、圆言

终审:zhang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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