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传

Alexandra David-Neel亚历山大·大卫·妮尔是一位神话般人物。她的东方(特别是西藏)探险记、日记、论著极多,被译成了西方各主要文种及日文。她一生中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崇拜和敬佩,将终生的精力用于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探险和潜心研究西藏学乃至东方学中的许多科学,甚至起了一个法号“智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喜玛拉雅环境和社会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曾与笔者讲过:“法国的几代藏学家都是在大卫·妮尔的事迹与著作的影响下才对这两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并刻苦钻研,最后成为一名作出成就的学者。”大卫·妮尔活了102岁(1868~1960年),按法国的算法是101岁。其探险与研究横跨19~20两个世纪,其著作那样丰盛,译本和再版本是那样多,更主要的是她的著作通俗易懂,科学性与可读性融为一体,很富有引力,所以吸引一大批读者,被有志钻研藏学和佛教学的青年人奉为“启蒙著作”,有许多人也借用她的“法号”或藏文名字而称其著作为“智灯”。但对于这样一位神话般的女藏学家,我国学者只有已故李安宅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李先生于三四十年代可能在成都见过她。西藏社会科学汉文文献编辑部曾组织翻译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其余则很少有人介绍其著作,对于她那扑朔迷离的生平更少有人知晓。法国让·夏伦于1985年在巴黎出版了她的传记《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光辉的一生》一书。她的主要著作自80年代以来又陆续再版,在法国又依次掀起了“大卫·妮尔热”。笔者现在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大卫·妮尔的生平和学术活动作一番简单介绍。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郊区的圣曼德。她从童年时代就有一种超脱常人的性格,对神秘的未来世界简直着了迷。年青时代从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和中国学家席尔宛·烈维和爱德华·福科,特别注重学习梵文。她在摩尔根夫人的推荐下,居住于巴黎的最高神智学会,在那里接触到了西藏的翻译经典,在梵文、神智学、神秘学、秘传学诸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就这样萌发了将来成为一名东方学家(主要是藏学家)、佛教徒和佛教学家的念头。她在法国的东方艺术宝库吉美博物馆工作期间,又对东方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学习了中国和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取了一名“智灯”或“慧灯”的法号。大卫·妮尔认为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更重要的则是一门哲学。她对东方如此崇拜,以至于当时欧洲的许多人就称她“长着白种人的皮肤和黄种人的心灵”。

大卫·妮尔从1891年开始了使她终生漂泊不定的旅行。她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弃了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等高等学府中的学业以及在吉美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她当时年仅23岁。大卫·妮尔到达印度后,潜心学习吠檀多派教理,于1892年7月7日加入了印度的最高神智学会。她在1893年时一度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首次接触到了她曾作过大量研究的藏族人。首次领略了她那自幼就憧憬的西藏山川风土。这次旅行为她日后东方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她于1904年2月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朝鲜的宗教和迷信》一文,同年6月又发表了《西藏的僧侣及其教理》一文,这就使她在藏传佛教与东方宗教的学坛中初露锋芒。大卫·妮尔1910年于布鲁塞尔新大学任教,主讲佛教的现代问题,她由此也全神贯注地投入了东方学研究。1910年秋,大卫·妮尔为了赴远东旅行而作出了数月的准备工作,频频拜访东方学名家和阅读东方学名著,其中下工夫最多的是攻读钻研《法句经》。1910年8月9日乘那不勒斯号船出发,这一去直到14年之后的1925年才返回,她在科伦坡下船时受到了热烈欢迎。1911年11月16日离开锡兰赴印度,1912年2月到达加尔各答。1912年3月~10月间,她在锡金度过,学习了三昧修持术,与锡金王子建立了友好关系。她最终于1912年4月到达大吉岭,要准备“最终敲开西藏的大门了”。她颇费心血的搜集、研究和翻译了西藏那脍炙人口的格萨尔史诗,后来出版了《岭地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这部名著,这是西方学者最早对格萨尔的系统研究之一。

1912年4月15日,大卫·妮尔会见了正在噶伦堡的西藏宗教和政权的最高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是经锡兰和印度的佛教界权威人士鼎力推荐的结果,同时也是达赖喇嘛首次召见一位欧洲民间的女子。她将这次会见的具体情况写成文章并发表在1912年9月1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后又收入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奥义和巫术》一书中。大卫·妮尔兴致勃勃地立即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其丈夫,声称同时受到召见的还有日本人河口慧海。妮尔也极为高兴,她又如同在比利时国王和王后面前那样行礼,即以宫廷大礼参拜达赖。这一消息很快就在全世界传开了,震动了附近地区。她接着又在锡金的拉城拜访了几位修道的驻地,声称自己曾在那里过了一段米拉日巴式的修持生活。

1914年9月,当大卫·妮尔离开锡金甘托克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大战,她一直关心着欧洲的局势。为了准备最终赴西藏旅行,她又在那里学会了骑马驰骋,甚至还在一个距西藏边界不到30公里的山洞中隐修,积极学习藏语。她这么多年始终是在修一条通向雪国净土西藏的大道,扫清各种障碍,创造各种条件。

1916年7月13日,妮尔夫人未经任何人允许就进入了西藏,由其义子庸登喇嘛和另一名仆人陪同。她首先希望参观宁玛巴的佛塔和扎什伦布寺。1916年7月16日到达日喀则,受到班禅喇嘛的召见。班禅鼓励她积极从事藏学研究,同时又把她介绍给其堪布厅中的所有权贵,特别是介绍给了其母亲。她的西藏之行,引起英国的不满,英国驻锡金官吏比尔在传教士们的怂恿下要把她驱逐到大吉岭(因为她未经英国人的允许进入了西藏,而这在当时是英国人不能容忍的),限她于14天内到达大吉岭,否则将被强行驱逐出境。她万般无奈于1916年9月15日到达大吉岭,并于1916年10月在加尔各答接受了“佛教布教人和大学者”以及“特使”的尊号。她仍继续在法国、英国、印度和美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和论述文。

妮尔夫人为了研究小乘佛教于1916年1月9日到达缅甸参观了金寺、养鳗池和隐修院,于1917年1月6日离开。她离开缅甸后又经新加坡赴日本,再到达朝鲜,走了一条汉城——北京——塔尔寺之路。此时,河口慧海刚从西藏归来,他建议大卫·妮尔可以不必经过英国人的允许而进入西藏。她决心化装入藏,和庸登以母子相称,装作巡礼朝圣人。她事实上是于1917年10月2日离开汉城到中国,经沈阳过长城和山海关,于7日到达北京,于18日迁居柏林寺。由于她准备赴蒙古旅行,到蒙古研究藏传佛教或喇嘛教,所以她去拜访法国驻华公使马特尔,公使听取了她有关喇嘛的研究体会之后,又把她送到了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把她转交主管西藏事物的部门,该部门再把她转交古浪仓呼比勒罕处。古戒仓在接到财政部的3000元钱之后,不到半个月就要送她到西藏。她对呼比勒罕大加赞扬,主动提出去塔尔寺。1918年1月24日,呼比勒罕陪同她离开北京。

大卫·妮尔夫人于1918年7月~1921年2月间一直居住在塔尔寺,整整32个月。在此期间有幸会见了新的一世阿涅仓大喇嘛。据她记载,当时塔尔寺共有3800名喇嘛,她每天都观赏喇嘛们的宗教仪轨、说法和舞蹈,以及欣赏塔尔寺内的那棵圣树。塔尔寺的3800名喇嘛和其他转世活佛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每天出席早晚举行两次的宗教仪式,在其余时间都忙于坐禅、诵经和游戏。每名僧侣都有各自的僧房,彼此之间贫富不一,那里也成了一个不同等级社会的缩影。他们中既有转世圣人,又有巫师和经商者。她完全沉浸于学习和修持之中,每天早上练习三昧坐禅,完全以西藏人的方式生活:煮茶、洗嗽、读经和翻译,晚上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写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在塔尔寺制造了一面三色国旗来庆祝胜利。当时她已50岁了,仍不停地向《法兰西信使报》和《法兰西晚报》投稿。1919年春,尽管拉卜楞寺刚刚遭到士兵们的抢劫,她依然游览了塔尔寺附近的不少佛寺,尤其是参观了纳木宗尼庵。她要求丈夫从巴黎为她采购进入西藏时所需的一切。为了保密和化装入藏,她为书信和谈话而编制了一整套暗号密码,尽量避免提到西藏一名。妮尔夫人于同年7月~9月间参观了青海湖,沿途经历了不少惊险场面。

她用闲暇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有关章节,将其中的资料与藏文资料融合为一体,而作为她撰写有关《佛教哲学与奥义》一书的主要素材来源。1959年出版并又曾多次再版和译成多种文字的《无上智慧》一书中的许多知识即源出于此。

为了作长途旅行的准备,她经常作每天步行40公里的练习。妮尔发现塔尔寺一带的汉人、穆斯林人、蒙古人和藏族人都很善良、聪明而勤劳,比欧洲人更为乐于助人。1921年1月,塔尔寺因受土匪和暴动者的骚扰而动荡不安,于2月5日离开了塔尔寺。

大卫·妮尔于是1921年~1923年间奔驰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沙漠之中。她首先绕过了西藏的整个东部地区,到达了打箭炉,企图通过商队向拉萨前进。由于被人识破,她又从羌塘返回,从而使这条只需要3个月的路却使她整整走3年。当时云南、四川、甘肃、安多和康区都处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她认为安多是最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时尚为西方人的一个未知世界,为了搜集资料和探险考察而更乐意选择其它探险旅行家们从未达到过的地方。这同时也是由于她成了青藏、康藏路上的熟人,很容易被人识破入藏计划。当时已有不少欧洲人进入了西藏,如1624年的耶稣会士安德拉,1716年的德斯德里,1719年之后的嘉布谴使会会士们以及1792年第一名欧洲非宗教人士荷兰人范·德·普特,1864年是遣使会会士古伯察和秦神父,1896年帮瓦洛和奥尔良一直到达腾格里湖。但康区始终为一片未知地和禁区。这一方面是由于西藏人禁止外国人进入那里,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企图垄断进入该地区的特权。大卫·妮尔旅行记中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正是她对康区山川风貌、风俗习惯及其历史文化的记述。

1921年6月,妮尔夫人进入了西藏腹地,由庸登和已经陪同她两年的佣人——塔尔寺的一名沙弥陪同。她相继以一名空行母、女云游喇嘛、女活佛等变化不定的身份面貌出现,沿途为人祝福、占卜、以仙气医治风湿病、以吹气治耳聋等。她即使治不好病,由于只不过是一名来去匆匆的过客,所以别人也无法抱怨她或者是她无法听到别人的抱怨,3名瑜伽行者企图活吃她,因为据说吃了活佛肉便可以获得神奇法术。她被迫在一农妇家避难,后来又差点被一名英国牧师里普赖骗去500两银子。

1921年6月21日,妮尔在抚边被人识破,在经过一个岗哨时又被中国士兵认出她是欧洲人,于是便要求她出示护照检查行李。中国官吏企图把她投入监狱,由于她威胁说她将写信给领事馆并出示了一些外国来信,中国官吏实际上是把她软禁起来了。当她被释放后,又遇到了多种困难,既无法卖掉自己的牲畜,又不能解雇佣人,再加河水暴涨,使她筋疲力尽,最终在甘孜患急性结肠炎而染病卧床了。于是便决定去巴塘看病,但由于该地区爆发了战争,无法通行,最后在藏族军官的陪同下向玉树度过7个月,考察了附近地区,在那里过了一个寒冬。在玉树期间与当时的英国军官和后来的著名藏学家乔治·佩雷拉(Georges Peireira)为邻居。此人本为环球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负责英国政府委派他在达赖喇嘛身边进行秘密活动的使命。佩雷拉为她举行茶会,向她介绍西藏地图和有关资料,特别是建议她去泊龙藏布江一带进行考察探险。妮尔即以此而确定了她的入藏路线。她穿过了波蜜这一神秘地区,与波巴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同时也受到了密切监视,只好沿怒江西岸前进。由于她携带的照相机等物品被藏族士兵发现,因而导致了这次入藏旅行的失败。

妮尔夫人遭到这次失败后返回青海,考察了扎陵湖和鄂陵湖,游览了雅砻江和黄河的源头,1922年~1923年的冬季一直在那里生活。她在那里与美国探险家骆克相遇,同时又与一位自称为岭地格萨尔王后裔的藏族人保持关系,著有一部《岭地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与此人关系甚密。

1923年6月18日,妮尔与庸登到了成都,在那里患了肠炎。又第4次准备实现进入西藏内地和拉萨的计划,所以大病刚已痊愈就启程上路了。她诸多书中的一部佼佼者——《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以下简称《拉萨之行》)就是这次探险考察的真实纪录。妮尔夫人于1922年9月28日到达丽江,10月23日到达一名法国传教士乌夫拉尔的住处并在那里留下了一封信。从此直到1924年2月28日之前,包括她丈夫在内的人再也不知道她的行踪了。因为她化装旅行,日宿夜行。1923年底离开察宗,声称要去雪山阳坡考察野生动物。妮尔已经55岁,庸登已24岁。她皮肤晒得黝黑,完全如同一名真正的藏族女子,而且她又用锅底黑和中国墨涂面、染发和擦手。她们出发时携带的东西只有一顶帐篷、一些支帐篷用的铁柱子、绳索、修靴子的皮子及睡觉时防潮用的帆布等,此外还有一批食物:酥油、茶叶、糌粑、干肉。其腰带及衣下收藏有金银和纸钞、背囊中携带的指南针、钟表、手枪、相机等违禁物品。

经过8天的旅行,遇到了第一批藏族朝圣巡礼人,曾帮助一名遭遗弃的老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她穿过了塔那哨所,翻过一座座险峻的山口而到达了北托寺,一路上完全靠在庄园中行乞和请求留宿,向寺院、官吏、庄农、巡礼人行乞化缘。她特别记述了从绳索上吊渡澜沧江时的惊险场面。经过阿尼山口,便到达泊龙藏布江的源头,沿途专找荒芜人烟的地方和未有人经过的地方考察。1923年12月22日~24日,由于断炊,只好用修靴子的皮煮汤以充作过圣诞节的食物。

她首次与神秘的波巴人(波密人)接触,觉得这些人很亲切。波巴土著人请她喝茶并布施给一些食物,喇嘛庸登则为这些人打卦。当他们到达卓洛村时,村民们简直不相信在大雪封山时越过了阿尼山口,所以把他们视为能创造奇迹的人,加倍向他们布施,松宗土著人布施的食物装满了口袋。害怕暴露身份和遭当时那里活动猖獗的土匪们的劫掠,所以有钱不敢买东西,只好靠行乞度日。她这次极好地扮演了庸登老母亲的角色。母子二人最后在德母渡过了雅鲁藏布江,到达江达。那里有一从拉萨通向昌都的邮路,从这条路到达了拉萨,成了进入拉萨的第一名欧洲女子。

她在拉萨又遇到了多次险情,如在布达拉宫参观、邻居们的诉讼以她那神秘的行踪。为了不引人注目,故意与一群赤贫共同居住在一间破房子中,《拉萨之行》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拉萨遇到了大卫·麦克唐纳,此人是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理人,也是这次旅行中在拉萨遇到的第一名欧洲人。因为有人告诉麦克唐纳说,这个女子行为古怪,每天早上沐浴,还要擦干身子,这在拉萨是很反常的举止。许多人都认为她是拉达克女子。虽然西藏当局和英国代表没有注意到她到达拉萨,全世界人却都向她祝贺,拉达克人尤以他们的这名女子而感到光荣。她用8天时间跑遍了拉萨这座不大的城市,遍访布达拉、小昭寺、宇妥、拉萨河、丁杰林、策墨林、巴那郡、八角街及罗布林卡,她的记述成了研究这些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妮尔让一名土著摄影师为她与庸登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纪念,为防止暴露自己而始终不敢取出自己的相机拍摄,因而放弃了收集宝贵照片的大好机会。她一方面称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另一方面又说:“既使有人给我百万法郎,让我在同样条件下重新开始这样的冒险,我确信自己也不肯这样干”。言不由衷,后来始终念念不忘返回西藏,而且在耋耄之年又一次在西藏的大门徘徊以试图进入那里。

1924年4月初,她又偕庸登离开拉萨赴江孜,在5月间的一个晚上到达那里。她如同幽灵一般敲开了英国商务代办麦克唐纳的门。麦克唐纳在1932年曾出版了一本名著《在西藏20年》。商务代办的女婿企图逮捕妮尔夫人,因为她未经英国人同意而进入了西藏境内。但她很快又被释放并向麦克唐纳借500卢比的钱购置衣物,希望以高贵者的身份重返上流社会。

1924年5月29日,妮尔夫人离开江孜又前往帕里宗,在那里获悉了佩雷拉将军去世的噩耗,与她在玉树相会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从此之后,她每到一处,麦克唐纳都事先派人作好大量食物准备。妮尔最后从亚东(春丕谷)到了印度,又转向锡金,因为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利邀请她到甘托克。到了那里才详细熟悉了欧洲近年来所发生情况具体情节。当时驻在老挝巴东的法国神父多赛内尔邀请她到那里居住,1924年6月至8月间住在该神父处,妮尔夫人想成为职业东方学家,华盛顿地理学会向她索求50幅图片和1篇文章,麦克米兰公司宣布她具有出版西藏游记的专利权。由于经济苦难以及与丈夫的隔阂(主要争论是否把庸登带回家中),在那里逗留了很久。

同年8月31日,法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贝尔特洛同意拔给一笔1500美元的救济金,她才从拮据中摆脱出来。于9月患“神经抑郁症”而被迫卧床休息,接着又离开巴东而赴加尔各答休养3个月。她在印度会见圣雄甘地,经英国总督同意后见了面,后来又拜访过他几次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通信关系。妮尔在闲暇中又费了很大力气将搜集到的磨制人头骨、魔刀、雕像集中起来,后来形成了她那“亚洲博物馆”的雏形,在此期间(10月21日)收到了丈夫不欢迎她回去的信,这位56岁英雄骤然间变得无家可归了。

1925年2月,妮尔到达孟买,像大明星那样受到热烈欢迎并受到各大报刊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此前不久,1925年1月24日,巴黎阿瓦斯新闻社发出了一条快迅:“一名巴黎女子大卫·妮尔于1911年离法赴印度,到达了严禁外国人涉足的西藏拉萨。”巴黎从《费加罗报》到《晨报》各大报以及各省报均有大量报导,像《突尼斯社会主义报》那样的法国殖民地报纸也连篇累牍地介绍。各地纷纷要求出版有关西藏的书籍和文章,合同与要求如同雪片一般飞到她手中。1924年2月底又赴锡兰作了短暂停留,4月6日乘船返欧。阔别13年夫妻终于重逢了。

1924年5月10日,远走的游子回归了祖国,妮尔夫人到达了法国勒阿尔港,如同对待英雄一般地热烈欢迎她。其照片和事迹刊登在各大报刊中,新闻媒介都在争相介绍她,甚至连上层社会的沙龙中也在议论她,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大卫·妮尔热潮”。这位57岁的巴黎女子一时间成了大明星,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和法国地理学会纷纷向她颁发奖章。世界妇女体育协会于1927年向她颁发了田径大奖(因为她徒步远游东方),1928年又获法国荣誉勋章。到处都争相邀请她去做报告、演讲、著书和写文章,使她应接不暇,可以说她在巴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25年12月3日,法国地理学会举办了“穿越西藏的尖兵”的专题报告,赢得了满场雷鸣般的掌声。12月7日,应邀去法兰西学院作演讲,座无虚席,再次大出风头。此后又频频赴比利时和瑞士等地举办讲座。1926年3月28日在吉美博特讲演时,连楼道里都挤满了人,甚至有不少政府部长、大使和社会名流都赶来聆听与捧场。

妮尔夫人在作演讲和报告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著书立说。1926年6月,她完成了《拉萨之行》一书,年底又完成了该书的英文版。她越过了喜玛拉雅山山口的险关之后,又过了著书立说的难关。该书的英文本于1927年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英美人都把她的游记称为“一部世界性的著作”,很快又被译成了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英国《泰晤士报》与美国《纽约时报》都以长篇书评介绍说此书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和“唯有赴极地探险者的业绩方可与之媲美”。

此书完成之后,妮尔夫人又撰写了《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此期间先选定了法国马佐为居住地,后又与1928年5月21日迁居底涅。底涅是法国位于通向尼斯大道上的一个美丽地方。她从西藏和亚洲其它地方搜集到的文物资料也于1929年1月间运往那里,主要有佛像、魔刀、金刚、印度纱丽等,许多人都不无道理地把那里比作“法国的布达拉宫”。她甚至在拉萨大昭寺的启发下令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佛塔,布置了一座佛堂,使其住宅成了“东西文化的一种综合体”。这些展品后来又迁往巴黎专门为她修造的博物馆中。

妮尔夫人在此期间成了法国的一名重要人物,甚至成了香榭里宫中的谈话内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加斯·杜梅格也成了《拉萨之行》一书的崇拜者,此书是他爱不释手的著作之一,甚至准备以国家的名义把这名“巴黎女子”再派遣到世界上她愿意去的任何地方。60岁的妮尔夫人也威风不减当年地又草拟了一次新的探险计划,总统办公室主任于1929年1月5日的信中详细询问了她需要多少款项和作一份概算表。共和国总统本人对她从事一次新的探险旅行也极为关注:“我认为的我们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个大陆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以至于我们对它了解非常贫乏。这个大陆将会引起继我们这一代人之后世世代代人的极大关心。”妮尔夫人也希望重返亚洲,并经由俄国以研究那里的萨满教。有一天曾在法国遇见了苏联大使并向他表达了这一愿望,大使热情表示赞同和关心。她特别希望研究西伯利亚和蒙古萨满教与密教相同或相似的传说、信仰和修持行为,苏联大使却认为萨满教徒是反革命。妮尔的老师烈维反对她再次赴亚洲旅行,她因生气而甚至拒绝将自己在西藏搜集刊的佛教著作给自己的老师。

妮尔夫人的著作接二连三地陆续出版了,其中《拉萨之行》、《西藏的巫术和奥义》及《在贵族——土匪的地区》形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礼》则为其前奏曲,从而使之变成了重奏。《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法国总统杜梅格,他认为“法兰西像一个人一样随着这本书的脉搏跳动。”报界也是一片赞扬声,许多人读此书时还特别穿上了袈裟,俨然以一幅佛教徒的面目出现《费加罗报》声称:“所有人都想作一名西藏人,因为喇嘛们用心灵感应来取代无线电,用心灵修持来生火取暖,用自动失去知觉而代替麻醉剂”。该报称妮尔夫人为“尊敬的女喇嘛”,《未来报》称她为“喇嘛夫人”。她在法国殖民地突尼斯的鼓动掀起了一股“西藏热”,使那里的人对西藏入了迷,对她本人也赞不绝口,一时间成了那里评论界的显赫人物。甚至连墨索里尼也邀请她到意大利作西藏学报告,因为他们于1905~1906年间曾相识,但她未能成功地说服这名未来的法西斯头子实施佛教教义,法西斯是不会讲佛教慈悲的。

1931年7月1日~1935年1月间,英国的西德尼小姐应邀到达底涅以帮助妮尔夫人出版其一系列藏学家著作的英译本,协助她工作4年。

妮尔夫人与其义子庸登合作,从1933年4月到1934年7月共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出版了一本《五智喇嘛》的书。当时的报刊甚至宣传说再没有比她更精通藏语和藏学的人了,为了保住这种荣誉也拼命尽多和尽好地写作,连很少开口夸人的严谨学者烈维也十分崇拜他的这名学生了。

妮尔开始与各国藏学界和藏学家们交往,于1935年结识了当时41岁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而妮尔已经67岁了。他们分别代表着两代藏学家。于1936年1月~2月间不知疲倦地访问了维也纳、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洛桑、日内瓦、巴黎和布鲁塞尔,到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她利用这些机会与各国东学家和特别是藏学家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自己的研究更近一步。

1936年5月,又写成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一书,此书实际上是她在1911年出版的《佛教现代化》一书的增订本,特别是在佛教圣地度过的13年的经验作充实和修订,使该书的学术价值提高了许多。

妮尔于1932年就被任命为大菩提学会的代表人,可以以该学会的名义发表讲演。印度佛学院的教授们也接受她为其中一员,从而证实了东方学者对她的科学成就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由外行的赞扬变成了内行的钦佩。

妮尔于1937年初返回了酷爱的中国,她在这一年中的1月~5月间从布鲁塞尔到了中国中原的藏传佛教圣地五台山。因为她在1937年间很关心中国,每天阅读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消息,非常注意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以及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乃至整个华北的战事。特别希望能从事道教的研究。1937年1月5日离开巴黎到达布鲁塞尔,又转道华沙,沿途各地都受到了出版商们的招待。这样一来妮尔夫人便踏上了一条巴黎——布鲁塞尔——莫斯科——北京之路。1937年1月26日再次与庸登共同居住在北京,在北京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考察,与大批教授学者们交流研究道教。不过西藏始终是妮尔夫人关心的地方,从这年2月1日起便着手写一部“西藏小说”《爱的魔力和魔法》,后又易其书名为《激情与魔法》。她在北京时又会见了一大批藏族喇嘛,包括扎什喇嘛(这是西方旅行家对班禅喇嘛的称呼,意为扎什伦布寺的喇嘛)的一名亲信——原籍为巴塘的格亚。每周3次地招待此人,此人为她领来了其他藏族人和藏学家。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妮尔着手写一部《在暴风雨的乌云下》,后又写出了其续篇《在中国辽阔的西部蒙昧地区》。

日本于1937年7月占领北京时,她已于6月30日离开北京前往藏传佛教的圣地五台山了,认为在五台山可以“从外部”来研究藏传佛教。她先到达太原,在那里将行李委托给一名法国夫人代管后,于7月8日下午到达五台山,住在菩萨顶,又闻到了西藏那酥油和神香的香味香气了。于1937年7月8日~9日于五台山居住时又想到17年在塔尔寺的居住,塔尔寺60多名巡礼僧的到达更增加了她的愉快心情和这种幻觉。她在五台山搜集有关文殊师利化现的资料,该菩萨在五台山的化现特别多。由于日本侵华军疯狂地烧杀抢掠,许多外国人都劝她离华,但妮尔夫人对中国始终恋恋不舍,尤其是始终未放弃再次入藏的希望,故迟迟不肯离去。

1937年8月14日,她最终完成了《爱的魔力和魔法》一书并于1938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描述了藏族女子卡门与一名当了土匪的农民唐·约瑟之间爱情故事。9月21日,妮尔夫人离开五台山菩萨顶到太原受到了英国浸乱会会长的欢迎。10月8日离开太原,随着逃难的人流于19日到达石家庄,后又转车于10月11日到达汉口。虽然途中丢失了她的大批藏学著作手稿、词典和其它资料,但她仍于汉口居住到1938年1月10日。拒绝了英国领事馆安排她去香港的好意而到达四川重庆,居住一个月有余之后又乘车到达成都,下塌于法国领事馆。此时,妮尔应法国外交部的要求而忙于编写一部急需的《藏法辞典》。

1937年12月5日在获悉了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时感到很难过。因为认识的两名西藏大教祖都不在世了,所以毅然决定再次入藏。她在69岁时,在轿子于山口被风卷走和轿夫被摔死的不幸情况下,又避开了战乱逃兵和土匪,经过海拔3000多米的山口而于1938年7月4日到达四川打箭炉,从1938—1944年间一直被困于康地,打箭炉遍布逃兵和难民,只好跻身于英国传教区中生活6年,潜心于科学考察和写作。中国政府怀疑她是外国间谍,只好向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求援。在领事馆的调停下,中国当地的官吏向她道歉并恢复名誉而专门举行一次宴会。她声称通过这些事件而感到了中国人的可爱可亲。这段时间的著作都是在空袭警报之间写成的。自幼喜爱传奇怪诞故事的妮尔之好奇心在打箭炉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也在那里与西部的瑜伽行者、黑苯与白苯广泛交往。当然有时也会处于他们的夹攻之中,因为黑苯忠于其祖先的萨满教,而白苯则吸收了大量的喇嘛教义与仪轨。

1939年9月8日,妮尔夫人听到在祖国所在的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如同1914年在西藏边界山洞中听到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痛心疾首,悲痛欲绝。与当地法国传教区的神父们共同聚集在法国三色旗下,始终都迫不急待地等待法国领事馆发出的快迅,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她怒斥法西斯的暴行,想不到她于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的《在暴风雨乌云下》一书中描述的中国战乱到此时也成了法国的现实。

1945年春,妮尔夫人欢喜若狂地听到了盟国部队击溃了法西斯的喜讯。她又回到成都,每天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甚至还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注意到了毛泽东诗词中提到孔子的地方。在成都举办了有关中国中原与西藏关系的讲座,衷心希望汉藏两族人民之间互相融洽、坦诚相待,互相谅解对双方都有益。当听到希特勒于1945年5月2日死去的消息时,高兴得老泪纵横。法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傅歇(后来戴高乐政府中的内阁部长)表示愿意为她返回法国提供一切方便,法国驻成都领事馆于1945年6月26日下达了让她偕庸登返法并由国家提供旅费的命令。她于1945年7月27日乘飞机离开成都,于11月中旬到达加尔各答。12月间又犯肝病,所以妮尔夫人在77岁高龄时洒泪告别了加尔各答及其亚洲的朋友返回了祖国。

1946年7月1日,妮尔夫人与庸登返回了巴黎。法国和欧洲新闻界利用这一机会掀起了评论妮尔和西藏的热潮。法国各大报纸又报导了“白人中第一个穿过拉萨之门的女子重返巴黎”以及“大旅行家和探险家大卫·妮尔令人不可思议的旅行”的消息,她与庸登再度成为明星。1947年春季,妮尔夫人在巴黎大学举办了“藏传佛教几种特征”的讲座,后又把同一讲座迁到比利时的列日、安特卫普和肯特举行。也就这一年春季,法国出版了她的另一部畅销书《在中国西部蒙昧地区》。作者于书中指出:“我们有许多事要向中国人学习,他们也有许多事向我们学习;我们可对他们有用,他们也会对我们有用。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文化、外交和商业关系,从而使双方互相受益。”于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玛拉雅的腹地》。妮尔始终与曾于1923年在云南丽江相识的美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骆克(1884年~1962年)保持着友好关系,此人又向妮尔通报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事情:前英国驻西藏麦克唐纳夫妇的消息、呼必勒罕的儿子察戎仓结婚、打箭炉主教瓦朗丹被抛入监狱等。

大卫·妮尔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69年又修改为《我生活过的印度》)于1951年出版之后,这位“西藏的圣母”又出版了自梵文译出的《薄梵伽歌》以及《藏传佛教的密秘传授》。1952年出版了《西藏未利佛经经典》,1953年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等书。她3年间共出版了5本书,前两本受印度之启示,后两本则受益于西藏之灵感。这些书很快就被译成了西方各种文字并一再重版。法国从80年代起又将其全部著作重版了一次,它们仍不失为畅销书之特征。

妮尔夫人于1952年秋会见了比利时王后和王子(即今天执政的博杜安国王)。他们亲自驾车底涅,自拿破仑之后尚未有任何国王到过那里。

她在1954年86岁时还曾计划写《西藏巡礼记》和《西藏和神秘巫术》,可惜未能最终完稿。

自1955年庸登逝世后,妮尔夫人在1955年~1958年间很孤独,一位玛德玲·佩罗娜从1959年起与她伴居,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大卫·妮尔生命中最后10年》的书,记述了她们共同生活的这段经历。

1961年,妮尔夫人出版了其《永生和转世》一书,全书重点是讲藏传佛教的转世问题的。在1961年~1963年于西方出现一股反华逆流时,妮尔夫人愤然地评击了所谓“黄祸论”。她于1964年出版了《中国4000年的开拓史》一书,叙述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历史。1965年1月,她的护照到期,她还强烈要求务必再换一个,即使在此时也仍然抱着再次赴西藏旅行的希望,1965年2月3日,她令人用汉文写好了自己墓志铭并公公正正地抄好挂在其寝室墙上:“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女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教义仪轨引进了欧洲”。这一年,向巴黎的维加书店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成吉思汗论集》、《马克思选集》、《摩西文选》等书,此外还有卢瑟、依纳爵·罗耀拉(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以撒、班努瓦、贝鲁尔的著作。也就在这一年,底涅的一所座落于雨果大街和勒克莱尔大街之间的女子中学被命名为“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中学”。

1960年10月24日,妮尔夫人在98岁生日时还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8年,她又草拟了一些准备写作的题目:《一名北方的瑜伽行者》。这一年是她的百岁寿诞,各大报均有庆祝文章,祝寿的信件从世界各地纷纷地寄给了她。1969年有人提议为她铸造铜像,尽管遭到了她的拒绝,最后还是铸成了。铜像以拉萨和西藏为背景,特别突出了布达拉宫。这是妮尔夫人生前热爱的地方,大家在她死后也以此纪念她。

1969年9月8日星期一晨3点15分,神话般的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在她101岁生日的前夕与世长辞了,走完了她那漫长而神奇的一生。

大卫·妮尔在西藏旅行时所作的全部笔记很早就已经出版。第1卷是于1904年~1917年间写的,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她写给其丈夫菲利普的信。日记和书信中记载了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政治情况。法国普伦出版社1975年~1986年再次重版了这套笔记。

根据笔者拙见,在大卫·妮尔著作中,《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价值最大,这是她的西藏之行的游记,于1922年10月启程出发,于1923年6月到达拉萨。尤其使她从云南经康区入藏,而该地区则很少有人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地考察方面均为空白。

大卫·妮尔是本世纪上半叶初入藏旅行的,那时候,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余剥削,西藏地区变得极其贫困,落后于阴暗面很大。大卫·妮尔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女子,当然会对西藏地区的落后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现代化文明的习俗提出指责与批评,这也不足为怪。西藏1950年和平解放以来,已经超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那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卫·妮尔描写的那个西藏已不同日语了。但妮尔夫人记下的是西藏漫长历史中的一幕,它也是可以使我们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好教材。这是一部又价值的科学考察记。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译审)本文特邀编辑房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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