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方式追寻真理 ——两位诺奖得主关于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汪瑞林

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杨振宁(1957年获奖感言)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莫言(2012年获奖感言)

2013年5月15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门前,一群“粉丝”正争相在一巨幅宣传板前拍照留影。当日下午,作为北京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众芳所在”列讲座之一,一场题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讲座在这里举办。

在名家讲座天天有的北大,这场讲座还是显得不同凡响。一票难求,皆因这场对话的主角是科学界与文坛的两大巨匠——杨振宁和莫言。而从中穿针引线玉成此事的主持人则是著名学者、书画家范曾先生。

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KV249的乐曲声中,三位大家徐徐落座。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年龄正好形成差不多16岁的梯度:莫言现年58岁,范曾75岁,而杨振宁则已91岁高龄。杨振宁与莫言,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求学异域,一个扎根乡土,最后殊途同归,先后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相隔55年,两位大师级人物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一个重在发现,一个重在创造,二者不断交融,互相促进,任何一方都能帮助另一方获得更好的发展,两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给青年学子以智慧和启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这样表达他对这场对话的高度期许。

关键词:发现与创造

文学比科学更自由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却从一个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联的“中间点”——宗教拉开序幕,由此,足见范曾先生的匠心独运。

“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是一致的。”莫言的回答简短而直接。

“宗教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并不矛盾。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范畴日益扩大,科学扩张一点,宗教就退后一点,科学领地多出的部分,正是从宗教那边夺过来的。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年龄越大,我的这一想法就越清晰。”杨振宁解释说,“因为人类的神经元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神经元想了解世界上无限的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于科学与文学的异同点,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想象力对于科学和文学同等重要,但是想象力在科学和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界,发现跟发明创造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晰的。科学里发明创造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电和磁,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但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

莫言对杨振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文学当中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诸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再去想象、类推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

“文学家的创作虽不像科研一样严谨、尊重事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人物与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现实中的人完全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自由的地方。”莫言说,在他的《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有其邻居、亲戚的影子。

“如果让爱迪生来到现在的世界,生活上一周,他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杨振宁反客为主,向莫言提问。

“我觉得是手机吧”,莫言说。“手机确实很神奇,用手机在这里就可以和美国通电话。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就充满奇幻想象,如果爱迪生看到今天的世界,肯定觉得简直比《封神榜》还要奇怪。”杨振宁老顽童般的天真引发会场一波笑声。

除了想象力,杨振宁还从审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的结构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

关键词:兴趣与灵感

真情妙悟铸文章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有无共通之处?杨振宁说:“9年前,范曾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话的场景。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题的诗,其中有一句是‘真情妙悟铸文章’。我认为这7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要素和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也就是浓厚的兴趣,然后是妙悟,也就是灵感,有了这些才能取得成果——铸文章。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

“我想问莫言先生,这7个字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不是也恰当?”杨振宁再次抢主持人范曾的饭碗,向莫言发问。

“用来描述文学创作更恰当了,铸文章嘛。”莫言机敏地回答。

“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科研中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创作中是不是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吧?”杨振宁第三次客串当起主持人,向莫言提问。

“也有,文学创造中也有灵感和顿悟。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是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我很早就想写《生死疲劳》,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2005年,我去承德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佛教六道轮回的,我突然顿悟了,就以‘六道轮回’

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后面写起来就特别顺利了。”

关键词:风格与创新

很多时候,创新是逼出来的

“文学家有风格,科学家有风格吗?”范曾问。

“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杨振宁说,“20世纪是物理学发展最恢宏的世纪,以20世纪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的量子力学来说,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风格就很不一样。狄拉克的话很少,简洁,可是他逻辑性很强。假如你了解他的简单、直接的逻辑思维方法,你就会觉得他的文章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海森堡则习惯在未知中大胆摸索,他写出很多论文,其中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盖住名字,读一段文字,你就知道这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作品。这就是文字语言的魅力。”莫言说,“谈到作家的风格,有的人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中也可以举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不过,莫言认为,文学上一些新的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前人已经在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了,很难超越,怎么办?只好避开已经很辉煌的这些流派和风格,另辟蹊径,通过创新,实现超越。”

杨振宁也认为,创新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是比较苦闷的。“现在回想起来,1947年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和苦闷的时期,最难的是自己找问题、确定论文题目,因为之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写毕业论文,就是要创新和突破前人已有的知识范畴。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35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57岁。“是不是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普遍会早一些?”范曾发问。

杨振宁说,文学中创意的来源与科学不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需要丰富的生活积淀,可能大器晚成的多一些,而对科学而言,创造力确实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有些科学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非常适合年轻人。比如爱因斯坦,在他26岁那一年中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因而容易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勇往直前,容易获得重大突破,年龄大了知识面广了,学的东西多了,顾虑也多了,对于创新反而是个坏事。”

关键词:民族性与传统文化

我们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杨振宁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在美国生活,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也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说:“我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教育,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国的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杨振宁和莫言均认为,科学和文学都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窗口,科学家和文学家也都通过民族与文化传统影响着世界。

“物理学的前沿方向有很多,科学家选择向哪个方向进军,是受到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影响的。中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跟德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比较务实,不走极端,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杨振宁说。

莫言认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国的民族性在《周易》中就树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半句讲进取,后半句讲兼容并包。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载道,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来继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借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这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

“在写作的时候,作家往往不会主动地选择描写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东西,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赋予笔下的人物这些特性。”莫言说。

关键词:诺奖情结与争议

不能以获奖为动力

对于科学界、文学界及经济学界来说,诺贝尔奖都是最受瞩目的大奖,获奖者不仅会成为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有时还会陷入争议的漩涡。

“霍金为何没得到诺贝尔奖?”范曾冷不丁抛出一个“敏感话题”。

杨振宁假做思考状,然后突然说:“哈哈,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现场笑声瞬时引爆。

不过,事实上杨振宁还是侧面对此做出了回答:“在诺贝尔奖中有三个科学领域的奖项,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争议比较少,这主要因为科学比较简单,科学里的价值观比较单纯,这也是我选择学习物理学的重要原因。诺贝尔奖诞生一百多年来,科学领域的奖项也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应该说,80%~90%的奖项是颁对了的,获奖者是实至名归的。”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和英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杨振宁第四次向莫言提问。

莫言笑称,不光是英国人,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我获奖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个争议话题,每年快到颁奖之时,我总能接到无数的电话,让我深受困扰。但当我获奖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似乎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手术刀等着‘解剖’我,所以我干脆不把自己当人了。”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莫言这样形容他的获奖,“我对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文学和科学则不一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喜欢你作品的人觉得挺好,不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啥玩意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滚滚向前。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写作的风格,这多半是南辕北辙。这样的道理,在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莫言说。

范曾告诉莫言:你获奖后,听说你老家的萝卜和院子的砖瓦遭了殃。莫言大度回应对此“能理解”。但他还是呼吁大家理性一点,“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文曲星。”莫言说,“有人说我会倒背《新华字典》,这是谣言,我在读完小学五年级被学校开除后,在家没书看就翻阅《新华字典》,学会了一些生僻字而已,会的汉字可能也就500多个,而且在写作中还经常写错别字。”

在莫言看来,得个科学类诺贝尔奖比文学奖更硬气。“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要去学物理,我要是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低调不?”莫式幽默又引发一阵大笑。

关键词:大学生与中国梦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请二位用简短语言谈谈你们对中国梦的理解。”范曾把话题引向时下讨论的热点。

杨振宁说:“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负得很惨,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被欺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在发展近代科学方面落伍了。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国有无数优秀的青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我认为,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的知识要多得多,他们更勤奋,更努力,对于未来发展对自身的要求更清楚。当然,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证明,这些问题都能克服和解决。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莫言的回答则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很多。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

谈到当今大学生身上缺失什么样的品质,莫言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想出名,北大的未名湖取名‘未名’,实际上也有鼓励成名的意味,但是不要急于求成。就拿我自己来说,早期写小说,挖空心思找故事,有了生活积淀以后,现在就成了故事来找我了。”范曾批评一些学生和家长把学艺术视为成才捷径的思想:“有些人,学习成绩不好、文化课不行就改学艺术,我想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随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到老了其才华才发挥出来,被社会认可。”

最后,三位大家各用一句简短的话寄语当下青年,传递正能量。范曾以“诚外无物”表达对青年品性的期许,莫言借用作家王蒙一本书的书名“青春万岁”祝福和激励青年,杨振宁沉思良久:“我想说的是,自强不息!”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