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只是不知”——社会工作的精神实质

“Only Don’t Know” – The Spirituality of Social Work

“只是不知”——社会工作的精神实质

Reflections: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10/2005; 11(3):39-45.

《反映》期刊,专业救助的故事,2005年,11期,39-45

Michael Sanger, Ph.D.

迈克尔·桑格,哲学博士

y20140123-26

作者简介:

迈克尔·桑格博士是美国瓦尔多斯塔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助理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心灵及社会工作、丧亲之痛、死亡及临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社会化、混沌与复杂性理论、社会工作知识、技术及教育等诸多方面。

摘要:本文叙述了作者与已故亲人沟通的亲身体验及相关研究。在写作文章的过程中,作者认识到社会工作者、扎根理论研究者与佛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要按事物本身的真实情况看待它们,而不是基于我们的想象。这个观点建立在当我们允许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世界的时候,每一个情形的真相就会自然浮现,这些浮现出的真相进而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意义。

故事开始于2005年2月28日下午1点多,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纽约会议的第三天。 屋外下着大雪,虽然不是气象员预报的暴风雪,但也足以将百老汇与48号大街都覆上了一层雪泥。屋内,马基斯万豪酒店宴会厅的一个展厅里,我站在展示海报旁。海报将7年来的研究成果概括成20多页演示文稿幻灯片,钉贴在软木板做的展板上,2英寸高的标题宣传着主题 “当受助人与已故亲人对话”,探讨社会工作者如何面对那些觉得与不久前去世的亲人获得某种联系的受助人。我对这项研究非常自豪,但也有些担扰人们能否接受,毕竟这一主题有些非主流。然而,一些人在观看这些幻灯片时,与我谈论起他们已故亲人回来的经历,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一项发现,即在各式各样的生活环境下,身心健康的人们会与社会工作者谈论已故亲人的来访。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从展板上读到我的研究发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机会与我就此进行谈论。因为尽管展板上的论文“发现”很有说服力,但似乎还缺少“人情味”。我的论文里包括了与21位社会工作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谈及他们与受助人的相处,这些受助人讲述了自己与已故亲人之间的交流经历,采访过程中充满着社会工作者对受助人的同情与担忧,也夹杂着对亡魂归来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模糊不清的理解。采访非常感人,但研究报告本身是在采访基础上整理提炼出概念与主旨,便缺少了一些感动——即面对面采访时我受到的触动,以及社工讲述与受助人分享体会的感受。

当与驻足展区的参会者互动交流时,我注意到一位个子不高相貌出众的女子正在阅读幻灯片。最后,她转向我提问,“怎么会这样呢?”

她眼睛里一半是快乐,一半是忧伤。我已经注意到人们在说起与已故亲人联系时的反应,通常表现出苦乐参半的神情,即失去亲人的痛苦与继续联系的快乐相互交融。

我告诉她整个故事。在我讲述时,她苦乐参半的表情更多的转变为狂热。

“你有一种天分。”她说。

“能收到那样的回访才是天分。”

“不,”她坚持,“你有一种将理智与情感完美结合的天分。你应该把刚才告诉我的故事写成叙事文章,发表到《反映》(Reflections)期刊上”。

她的称赞让我欣喜若狂,同时既震惊又惶恐。

我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在为以何种形式写作此论文而纠结。我总想把更多的自我加入,但论文体裁要求不带感情、更客观。我希望注入更多的情感与思想,但论文在形式上似乎需要更多的理智与概念。现在终于有人要求我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的震惊,是因为她能如此狂热地接受我的研究报告。我对参加这次会议有点害怕,担心出席会议的学术专家们会撕烂我的研究报告。毕竟,这份报告涉及与亡灵对话的受助人,报告提出,运用扎根理论,依靠发挥基础社会工作的价值作用,而非专业的精神治疗或宗教的介入,社会工作者就可以胜任精神安抚的工作。

我的惶恐,是因为若如她所建议写成叙事文,就意味着离开“科学严谨”的安全领域,重新全心全意地再写作。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

另一方面,站在我面前的女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倾听我的故事并认为具有价值。她建议我分享故事,以她自己的方式来表示认同。通过她的赞同和建议,我倾尽全力地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她的指引使我对社会工作的精神实质产生一种新理解,这种理解只在重新回看故事时才形成。

故事

1977年,我开始修学藏传佛教,并一直延续至今。修行的精髓是真实地体会当下发生的事情,按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看待它们,而不是以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遇见安妮·埃利奥特(Anne Elliot),一位32岁,开朗活泼且很有个性的艺术家,在不是与我逗乐或埋头于艺术创作之时,她偶尔会感慨人生如此甘苦。1989年9月9日我们举行了佛教仪式的婚礼,仅仅在2年后,1991年秋天,她被诊断出晚期结肠癌。经过大约一年半与癌症的抗争,1992年12月29日,星期二的黎明前,她离开了人世。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对我而言,这最后的一年半是用什么都无法替换的。我们彼此都知道在一起的时日有限,因此,我们把生命都用于真正共同渡过。大部分时间,她因为化疗而变得虚弱并常常伴着巨大的疼痛,然而无论我们有多痛苦和难受,或者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后的18个月里,我们彼此比以往更亲密、更爱护对方。死亡,似乎是一种好的选择,虽然有时我希望她还没有死去,也没有遭受过病痛的折磨。

上午7时左右,安妮在临终安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的母亲和姐姐陪伴在她身旁。她生命的力量或能量,或至少是一种存在感在房间里整整逗留了一到两个小时。三天后,我们为她举办了佛教仪式的葬礼,然后被火化。

火化后的两三天,在我们蓝色丰田花冠车内的左后窗上,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图案。从没有人在后座坐过,因为那里总是堆满了书和纸张、空的健怡可乐罐和满是汗渍的运动服。我以前习惯在驾驶时吸烟斗,所以后窗玻璃沾满着灰垢,而窗户里面的灰垢上出现了一个图案——简约的线条,以一种禅画的方式,像极了临终时的安妮。

尽管我是一个佛教徒,但那时的我基本上是个唯物论者;我不相信神灵或心理能量或者任何此类东西。但图案就在那里,而我能想到的活着的人都否认作过此画。因此,依我看来,以及我曾向他们提及过此事的少数几个朋友看来,这很可能是安妮的最后作画,她离世后的礼物。即使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定这幅画是不是某个淘气的朋友画的——我的大侄女有最大嫌疑。但不管事实如何,安妮最后的“联系”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一段时间后,图案线条开始模糊,我试着用棉棒重描,但却让模糊变得更加糟糕。最后,我找来清洁剂和纸巾,把窗子擦拭干净。

大约一个月后,虽然已远远超过了平常的下班时间,我的同事托妮仍在办公室里磨磨蹭蹭不想回家。她告诉我说,有个“鬼魂”最近几个夜晚总在她家徘徊,她丈夫和女儿又都出城了,所以她不想回家,她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我问她,那鬼魂看起来有没有危险,她说“没有”,因此我建议她尝试着与鬼魂对话。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件事会和安妮有关。

第二天早晨,托妮眉飞色舞地沿着走廊跑进办公室。

“迈克尔,你一定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安妮。”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

“是的,”托妮说,“我坐在卧室的椅子上,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告诉幽灵,如果它想说话,我愿意倾听。我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幽灵进到房间,说她是安妮。她说,她只想告诉我们她现在呆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准备搬到另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如果去了那里,她将不能再与我们联系。她之所以联系我,是因为她觉得你不够敏感,听不到她说话。”

然后,托妮感觉幽魂离开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托妮的这个故事。如果没有之前车窗上的图案,我可能会对她的好意和天才想象力置之不理。然而,窗上的图案确实存在。五年之后,还有更多的灵异故事。

“鬼魂”论文

在安妮临终前的这段时期,我们得到了安养院的护士和社工的大力援助。在她死后,我所能想到的渡过余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他人,以回报人们对我们的帮助。因此,安妮过世的六个月后,我申请并获准参加了MSW(社会工作硕士)学习。尽可能地,我把论文研究方向放在宗教和灵性、死亡和直面死亡、悲痛和缅怀这些方面。在几位教师的鼓励下,我直接从硕士转向博士阶段学习,在博士学习研究过程中,我继续关注这些问题,并计划将我的学位论文定向为预见性的哀悼——即在我们深爱的人去世之前,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减轻我们此后的痛苦。

1997年春天,在我进行了5年的社会工作研究之后,我偶然发现了“更多的灵异现象”。当时,我正在学习灵性与社会工作的课程,准备就宗教/灵性割裂的概念问题写一篇论文。当我将该论文提纲交给我的导师时,她告诉我,她母亲在她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她都能感觉到母亲在身旁看着她。因此,导师建议我,与其写一篇重新定义宗教和灵性概念的文章,不如写一写诸如此类灵异经验的论文。

导师的建议吸引了我。因为这在学术领域似乎是一个陌生而奇特的课题。尽管我有过在车窗上看见安妮的影像以及她去“看”托妮的经历,但我意识到在我所学习的课程、阅读过的文章和研究的内容里,这一课题——与已故亲人沟通交流,从未被提及过。即便安妮的回访对我很重要,我也从没想过这也是社会工作者应该研究的课题。于是,我开始了被我称为“鬼魂论文”的研究。

在我与朋友和熟人的非正式交谈中,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与已故亲人进行交流沟通的经历,这一发现在此后四年的论文研究过程中多次发生。在全国性的调查报告中,有超过35%的成年人曾仿佛感觉到来自已故亲人的联系(戴维斯和斯密斯,1997年)。同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每个跟我交谈的人对与死亡亲人有交流经历都感到欣慰,但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此事,他们担心被认为脑子不正常。例如,与我和安妮在同一佛教禅修中心的两名会员,在安妮死后不久都有“见到”安妮,但却从未与我分享这些经历,直到我开始这个调查。一位朋友有多次与已故家庭成员联系的经历,也明确要求保护他的秘密,他担心人们会认为他是“怪人”,有可能会让他失去他的政府工作。

另一个例子,朋友玛吉的小狗——波奇死后多次出现在厨房里,这是一个既让她欣慰又害怕谈论到的经历,玛吉多次告诉我,从眼角一瞬间瞥见波奇的感觉真好。一天晚上,我和玛吉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乔一起在赛百味快餐店吃晚餐。几天前,乔告诉我他见到了他去世母亲的事情。我们三个谈论到我的“鬼魂”论文时,我建议玛吉告诉乔她小狗的事情。

玛吉瞥了我一眼,耸了耸肩,仿佛说,“你在说什么呢?”

“你知道,波奇死后……”

她再一次耸肩并露出困惑的表情。我意识到应该说些什么,所以我说,“是这样的,前几天乔告诉我,他去世的妈妈来到了他梦里,那感觉和真的一样,不仅仅是一场梦。”

“哦,”玛吉说,她突然意识到谈论这个问题是安全的。“你是说当波奇死后回来看我的事情……”她开始津津乐道地说出她的故事。

真相显现

人们的这种纠结——既欣慰于见到灵魂却又不愿意谈论,之后我的“鬼魂”论文和专题报告中都有文字论述证实。在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Grimby在1993年发现,虽然大多数人对自己“见到”的灵异现象感到欣慰,但他们往往忌讳讨论这类现象,害怕被当成疯子。Gotterer 在2001年也报告过一个类似问题,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想要讨论精神问题却又犹豫不决:“当事人‘看到’的现象常常被认为是病态的表现;在心理治疗时他们往往不会谈论他们的观点,因为担心会被当作‘疯子’”(第188页)。

这一现象困扰着我,忌讳谈论这类经历的不限于普通民众,还包括社会工作教育者。例如,一些关于社会工作的文章里提到生与死之间的持续关联,诸如缅怀死者,保留死者的遗物,或把他们写入日记里(Fast, 2003; Sormanti & August, 1997)。这类继续沟通的渴望是悲痛过程中的正常组成部分,但没有一篇文章明确提到“见到”死去的亲人是生与死之间持续沟通的合理现象。虽然一位社会工作者在一篇文章里含蓄地写到,“见到”死去的亲人可能是生与死之间持续沟通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敢明确表述。我对此感到好奇,由于很多人忌讳公开讨论它,所以我只好打电话给文章的作者。作者承认,事实上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持续沟通就是“见到”死去的亲人。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详细的描述“见到”时,作者表示,在他未取得终身职位以前,这么写似乎是不明智的。

人们的这种看法,结合精神病理学文献的一种倾向,即将与已故亲人的沟通交流视作病态,贬义地指为“幻觉”(马切特,1972年;沈,1986年),最终促使我将“与已故亲人的沟通交流”作为我专题报告的主题。

我决定,写这篇专题报告既不着眼于那些经历,也不着眼于讲述那些经历的受助人,而是从社会工作者本身着手,关注他们对这些受助人经历的反应。我还决定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佛教对事物的探究方法,即是安于当下,以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他们,而不带先入之见。

扎根理论与之相似之处在于,它不是用来证明已存在的假设,而是让真相从研究数据中呈现。因此,鼓励研究者“收起成见”,以便能够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真理从所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呈现(施特劳斯和柯宾,1998年)。这两种传统研究方法(即佛教和扎根理论)都相信当超越先入为主的成见时,人们拥有看清事实真相的能力。

安身于不知

在我的论文研究过程中,曾采访过21位社会工作者,采访内容是他们如何对待那些曾与已故亲人联系或者从已故亲人那接收到信息的受助人,其中包括攻读社会工作专业学士学位的两名学生以及一些超过25年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工作领域涵盖学校、安养院、医院、社区机构以及私人诊所,其实际工作涉及行为、认知、心理动力、人道主义、体制、家庭以及实践中的折衷模式‚等。

有些受访者认为信息确实来自于已故的亲人,有的认为是悲伤过程中的自然反应,有些则认为是由于外部刺激引发的神经活动,还有的认为最好把这一现象视为不过是受助人所分享的一种感受。但是无论社会工作者如何看待这种经历,无论采用何种工作模式,所有的社会工作者都应抱着一种相同的基本态度对待他们的受助人,一种他们经常描述为只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都尊重受助人以及受助人的经历。

正如一位社会工作者在他的研究中写道:

我没有资格去告诉我的受助人她的体验是什么?我经历过死而复生吗?我不知道发生的一切。我有什么权利去告诉[他们]那是什么?[我又怎么知道]那是否就是一种悲伤的过程或真的是一位[逝]者所为……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我总是问社会工作者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认为这确实是已故者所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千差万别,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几乎是一致的。社会工作者们并不在意这种交流的客观真实与否,他们所关心的是受助人的体验。他们关心受助人体验的正常化,证实它,并帮助受助人探索其意义。

扎根理论方法论的一个特征在于发现共同的主题并为它们分派代码。对于“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这个共同主题,我分派的代码为“只是不知”(only don’t know),该词出自于韩国崇山行愿大禅师(Seung Sahn)。

崇山 行愿大师 ( 1927 ~ 2004 )

“只是不知”是崇山大师弘法思想的核心表述之一。他反对因内心喜好而做出的主张、判断、辨别以及偏爱,正是这些导致众生生命中的困惑以及由此带来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苦难。“只是不知”意思是选择只是去专注。当众生选择只是去专注时,这些困惑便能得到消除;只是看,只是听或者只是理解他人的需求是清明和慈悲的关键。(Sichel & Lombardo, 1982, p.x)

这与我从许多社会工作者那里所听到的产生了共鸣。他们关注受助人的故事,并由此产生关心和怜悯之心。正如一位社会工作者提到,“与这些人之间几乎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并且无论这段时间痛苦有多深,我们几乎一直在他们丧亲之痛的最深处陪伴他们。”

人们跟我分享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使我感到特别荣幸,我对这种感受一点也不陌生,因为采访中经常碰到。那种感觉就像开放和分享的过程,发生在我的采访中,正如社会工作者们描述的发生在他们和他们的受助人之间的一样。

社会工作者与我之间有着一种几乎是精神联系的感觉,一种合为一体以及比我通常认为的“采访社会工作者”的论文主题还更加深远,我们谈论的话题有助于敞开心灵的空间,似乎是讨论与已故亲人间的交流使社会工作者和我都认识到交流、坦诚相待以及安身于“只是不知”的重要性。

让意义呈现

当我开始论文研究的时候,我担扰社会工作者可能会把他们的受助人与其已故亲人的交流经历当做一种病态。我曾设想社会工作者对待他们的受助人时会出现不同反应,这个反应基于社会工作者们认为在工作中谈论精神和宗教问题是否恰当的观点,以及社会工作者们自身对于悲痛的态度,还有他们习惯的工作模式。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工作者们对受助人的尊重,对受助人经历的尊重,以及对受助人解释其经历的尊重,是影响他们与收到已故亲人信息的受助人交流的最关键因素。社会工作者们认为他们对待曾经与已故亲人有过联系的受助人的方法和与其他状况下受助人的方法是相同的。当我询问社会工作者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受助人他们的工作有何不同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同,我们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常常把尊重受助人当做“只是从事社会工作。”

然而,此处远不止“只是从事社会工作。”尊重受助人以及他们的经历,类似于扎根理论“消除偏见”的要求和佛教“只是不知”的启发。人们不只是为了消除偏见而消除偏见,消除偏见是为了资料中的真相能够自己呈现。同样地,人们也不是为了“只是不知”而“不知”,人们置身于非构想的空间是为了能够有清明和慈悲之心。

与此相同,社会工作者们不只是为尊重受助人而尊重受助人,他们通过尊重受助人而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社会工作尊重受助人以及尊重受助人的经历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如果人们希望在精神上寻求与世界的联系以及在世界中的意义,那么当社会工作者界定他们的行为是“只是从事社会工作”时,他们所指的正是社会工作的一种精神层面。这些社会工作者们通过尊重受助人,把受助人视为他们自身经历的最好专家,通过消除对当事人的偏见和采取“只是不知”的方法,社会工作者开放自己的心灵与受助人沟通,并且尽可能让意义自然呈现。

允许意义呈现是一项挑战,挑战能否基于受助人自身经历来与受助人沟通。我的一位朋友,不仅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修行更好的佛教徒,他最近和我说:“你不必知道经历的意义,知道它有意义就足够了。”

【注释】: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T):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 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Strauss,1987:5)。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

‚折衷模式:折衷模式是克莱因在综合前面的各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折衷模式反对教条式地应用各种实施模式,认为任何团体工作的实施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方法。它强调团体发展的动力在于团体本身而不是工作者只是安排者与引导者,而不能以权威的角色出现,替代成员作决定,直接管理团体。

文章来源: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5093459_Only_Dont_Know__The_Spirituality_of_Social_Work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晓敏、松松、恩同

                            一校:李俏

二校:尘土 晓敏

三校:马卫丽 圆莉

注:所有文字资料来源于互联网,若有侵犯您的著作权等事宜,请即刻联系zhibeiweb@126.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