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日本留学僧在中国寺院参学自述

有一位日本的僧人自愿来中国留学,并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修持达6年之久,成为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中的一段佳话。

中日佛教界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赵朴初会长更将佛教比喻成联结中、韩、日三国人民的黄金纽带。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众多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并由他们将中国大乘佛教和儒家文化传回日本,并逐步熔铸成日本的民族文化。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在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赴日留学者不少,其中就有不少人学的是佛教学。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的僧人自愿来中国留学,并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修持达6年之久,成为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中的一段佳话。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对他做的专访,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我叫木村礼道,是日本国人,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家里每年都要二、三次请僧人来家里诵经,所以我从小就受佛教的熏陶,聆听过僧人的开示。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名古屋念的,后来进了一所私立大学,学的是化学,毕业后在一家化工厂工作。我已经出家15年了。 因为日本佛教里有一些派别是允许僧人结婚生子的,很多僧人都来自寺庙的家庭,有相当多的僧人是世袭的,就是家里世世代代为僧。与寺庙无关的年青人出家,在日本僧人中不到百分之五,我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五里边的。所以按日本佛教的观点,我不算典型的传统僧人。我虽然出自于一个佛教的家庭,但这在日本很普遍,因为日本人一生都在与寺庙打交道,人死了以后,许多人骨灰就放在寺庙里保存。我小时候虽与佛教有缘,接触了僧人,但那时我喜欢的是侦探小说,对佛教谈不上有多少兴趣。我参加工作后才开始正式接触佛教。当时我热爱旅游,看了一些旅游的书,上面都介绍与佛教有关的地方和佛教的知识,于是转而学佛。很多人认为,人因有了烦恼才学佛,如果出家的话,一定是碰到什么事情以后才会作出这个选择。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是。我出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性格弱。我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我排行第三,从小就比较文静,不喜欢热闹,愿意自己呆在一处安静地想一些事情,这样的性格导致我出了家。爱好佛教是促使我出家的又一大因缘。我开始要出家时,家里的人都不同意,但是我意志已定,不可改变。现在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家里人都同意了。

我在学佛时,看到日本有关的书都讲到古代日本和尚到中国学佛求法,取回佛经,建立宗派。他们的事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时时唤起我也要与前辈一样到中国取经求法的想法。另一方面,我觉得日本现在的佛教已不是过去的佛教,在中国一定还有原来佛教的样子。我想按古人所说的去做,到中国去学佛,寻找原初的佛教。我没有结婚,可以随便离开寺庙,不受家庭影响,这是我去中国学佛的最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到中国学佛的理想,1992年我先听广播学习中文,1993年2月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汉语10个月。这期间我到苏州灵岩山参谒,去北京广济寺里的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提交申请书,申请到中国寺庙居住学习。中国佛教协会对我的要求非常重视,安排我到河北赵县柏林寺。年底我离开山东大学,终于遂愿进了柏林寺生活。

柏林寺的方丈是净慧师父,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音》的主编,这是我来中国后才认识和知道的。在我申请到中国寺庙生活时,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在1993年10月曾安排我与净慧师父见过一面。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进寺以后我一直受到他和寺里同道的关怀,特别是监院明海法师等人,经常关心我的起居和饮食,照顾很好。我在寺里与其它僧人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大家也不把我当外国人看待。我早上上殿,吃完早饭后写字,打扫卫生,然后吃午饭、休息,下午学习佛教和汉语,上晚课,晚上打坐。如果有日本人来,我还负责接待,做翻译工作。我从小在日本生活,来中国后不习惯中国寺院的饮食,于是寺里为我一个人开单灶,专门为我做菜,让我尽量能够吃的可口一些。在寺里我一人住一间房子,而其它的僧人是两、三人住一间。可以说,正是因为寺里的悉心照顾,使我能在中国一直安心地住了6年。

我在日本曾经从师父正式受过戒,取得了僧籍。来中国后,我想我已经参加中国的僧团,应该作一名中国的合格僧人。于是我在净慧法师推荐下,于1994年4月到广东韶关六祖慧能的道场南华寺再次受戒。当时与我一起受戒的有中国僧人500多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我的戒师父是江西云居山的一诚大和尚。所以我既传承了日本和尚的衣钵,又接受了中国和尚的戒法,中日两国佛教聚集在我一人身上,为此我感到很自豪!

在中国,我除了住在柏林寺,去过苏州灵岩山寺之外,还到过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山西五台山、湖北黄梅五祖寺、庐山东林寺、武汉归元寺等地参访,这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供养我的人越来越多,也有居士拜我为师父,只是我的汉语不是很好,与人交流还受到一些限制,愿意与我交流的人,都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要说到中日两国佛教的比较,我想还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或体会吧。我觉得中国佛教还是有原来的样子,虽然它同我原来想象的不大一样了。现在传下来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应是明清时代的佛教,这样的佛教在日本除黄檗宗外是没有的。日本佛教是以隋唐宋时代传到日本的为主,在明代,黄檗宗又传到了日本,以后就不再有中国佛教传过去了。所以现在日本流行的主要是明代以前的佛教。日本僧人在诵经方面,如发音方法,就有隋音、唐音、宋音;衣服式样有隋装、唐装、宋装等等。我在日本属于曹洞宗僧人,到中国后住在临济宗的祖庭。在日本,宗派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例如在穿衣式样、诵经语言、寺院布局、使用术语等等都不一样。但在中国,各宗派的区别不大,走到哪座寺院,寺里的布局、僧人的生活、举行的仪式都差不多。中日两国寺庙的管理也不同。日本大多数寺庙像一个小家似的,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中国的寺庙像一个大家,寺庙内部分工严格,谁干什么都规定好了。日本人认为修行是做的,不是看的,所以首要的是要保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上殿、修行。但中国不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人更看重的是清规和戒律,强调要有一个良好的道风,才能有一座好的寺院,素食对中国僧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和日本都注重道风,日本是培养人的佛教,重在提高素质,没有规矩的人就赶走。中国注重持戒,凡是犯戒的人,就要劝请出寺,以免玷污神圣的寺院。

根据我在中国生活几年的观察,我认为中国佛教应是天才佛教。我所说的“天才”,是指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一批先进者,他们具有领袖的作用,是弘扬佛教的骨干和带头人。柏林寺就有这么一批人。我出家的师父和受戒的师父不是净慧师父,但他给我的教诲和影响却是巨大的。我从心里一直认定他是我的亲教师,是我最亲最亲的师父,如同我的再生父母。据我观察,净慧师父是天才的领袖,有很强的带头人的性格,精力也非常充沛。我第一次见到净慧师父,不到5分钟,就感觉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因为我观察到他的手指骨节粗大,说明他是一个能干活、能吃苦的人,所以我很痛快地答应到柏林寺生活。而当时净慧法师还劝我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不行的话再想办法。到了寺院,一看只有一座普光明殿和饱经沧桑的石塔,全部僧人都是住的平房,条件明显不如其它寺院。我认定净慧师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尚,我相信他有能力改变这种情况。果然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寺庙已经盖起五座大殿,所有建筑都是两层楼。现在整个寺院道风严谨,庄严清净,一尘不染,花草茂盛,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外桃园、清净道场。每年来寺参观和拜佛的人不断,其中许多是外国人。柏林寺已经在中外佛教界有了很大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模范道场。每年我都要接待不少来自日本的佛教徒。在我要走的时候,从法国还来了200多人的参修团,他们在寺里住了一个星期。净慧师父常常说:“虽然我们要拜佛,但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目的。”对此,我是见证人,深有体会。再如监院明海法师,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人聪明,有学历,再加上天才,所以他做的工作都是第一流的,效率也是最高的。他如果不在寺庙里,肯定是一位博士。但是在中国不少当和尚的研究生,不参与寺庙活动,只攻博士,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可以说,正是柏林寺里有了一大批以身作则、主动工作的佛教天才,才有了今天的巨变! 如果说我在中国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来中国后,时间观念不习惯,庙里有时候不遵守时间。其次是饮食方面不大习惯,中国菜太油腻了。我喜欢吃清淡的食物,由于饮食不惯,我在中国体重掉了8公斤呢!虽然如此,我对在中国生活还是很满意的。我在日本,住在深山里的一个小庙,每天要耕田砍柴,自己做饭,什么事都要自己去亲自做。在中国6年,我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可以专心修行,取得的收获是太大了,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

现在我与中国方面的合同到期了,净慧师父和明海法师劝我继续留下来再住一段时间。中国有一句老话:“月是故乡明”,我离开家乡很久了,非常想念家乡,想念我的亲人。我回去以后,要努力工作,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作贡献。今后如果有缘,我还会来中国;来了以后,还会住在柏林寺里,因为柏林寺是我的第二故乡。

佛祖教导我们要知恩报恩,报佛祖恩,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中国佛教给我的恩惠太大太大,让我终生难报。请将这篇文章以“感谢中国”为标题,以此来报答我在中国生活时对我有恩的各位老师、同道、朋友。

采访后记:笔者曾到柏林寺多次,每次都听到寺里的僧人谈起一位日本僧人,说他持律极严,修持功夫极高,每天打坐好几个小时,连一些中国僧人都自愧不如。就在采访礼道法师不久,笔者又一次来到了柏林寺,与净慧法师和明海法师谈起礼道法师的情况,他们对他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使人不能忘怀。净慧法师动情地说:“礼道在这里很好,非常遵守寺院的规矩,人缘也好,与大家相处的很好,大家都喜欢他。只要他不生病,身体能坚持下来,就一定与全体僧人一起参与寺内的各种活动。我们一直把他看作是寺里的一员,将他升为班首。按照中国佛教的规矩,只要升为班首,就是寺里的常住了,是寺里终生的成员。所以他要走时,我对他说,只要他还想来,不管是探望师友或长住,任何时候来寺,我们随时欢迎,永远接纳。我们永远将他看作是我们的好兄弟。他走之前,我劝他再住一段时间,但是他太想家了,身体又不是太好,所以也就不勉强了。他走了以后,大家总觉得寺里缺少了一个人。礼道和我们的感情太深了,这不仅是师徒之情,还是兄弟好友之情。”明海法师告诉笔者:“大家对礼道法师一直照顾的很周到。他刚来寺里的时候,我们每人每月只有40元零花钱,但是净慧师父却每月给他200元。师父说,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佛教界一直在努力帮助中国佛教,为我们培养了不少学生,所以我们要知恩报恩,以实际行动来回报日本佛教界。” 多么感人的话语!一位普普通通的日本僧人,来中国寺院居住生活,受到了中国僧人这样的关心挂念!人间自有真情,寺院充满了真情,礼道法师和中国的师父、同道之情,已成为当代中日两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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