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

藏传佛教自元代以来不断传入内地。到了近代,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宁玛派同时在上海流传,开始在上海产生影响。不少人提出求取藏传佛教来振兴和发展汉地佛教的主张,尤其是立志于复兴密教的僧众试图融合藏密、东密来建立圆满的汉传密教。

1919年11月,章嘉活佛来到上海。上海佛教会迎请他至留云禅寺说法,这是藏传佛教传入上海的开始。

1925年4月,九世班禅来到上海。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并请他讲经。九世班禅的说法由志圆传译大旨,以正心、正法、正身为三大要点,同时传授释迦牟尼心咒。到会者不下千人,包括一些欧美人士。

同年7月,关絧之、闻兰亭等发起金光明法会,以祈祷全国和平。他们推选程雪楼为会长,施省之、王一亭为副会长。会场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南园,并敦请白普仁喇嘛(1870—1927)南下传法。白普仁喇嘛于是携带全部法器和23名喇嘛南下上海,修供金光明法会。法会设内外二坛,自农历六月初八起开经,以七日为期,入内坛听经者,必须在法会结束后才能外出,外坛则无限制。善男信女,均可前往。法会结束后,聂云台、吴寄尘设素食聚餐会招待他们。金光明法会虽然是临时设坛,但影响比较大。法会结束后,上海的著名居士江味农又随同白普仁喇嘛赴各地弘扬密法,辗转数千里后返回上海。

1926年3月15日至5月25日,大场惠生社在惠济宝华寺举行祈祷世界和平大会,诵经70昼夜。其间曾迎请白普仁喇嘛前来诵《金光明经》10天。

1933年,宝堪布在上海建立密乘精舍,这是最早在上海建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道场。宝堪布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普传十一面观音法,受法弟子有大悲、王一亭、黄涵之、关絧之等。后又有安钦呼图克图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设法坛讲经传法。传法内容有上乐金刚法、密聚金刚法、空智金刚法和观音法。

1934年3月9日,上海方面由段祺瑞、王一亭、陈圆白等发起,在杭州灵隐寺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特派代表至南京迎请九世班禅赴杭州,主持法会。法会结束后,九世班禅于5月21日抵沪。23日,九世班禅邀请吴铁城、王一亭、段祺瑞、许啸天、杜月笙、陈圆白等,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同时还准备成立蒙藏学院,以培养蒙藏青年,沟通汉藏文化。同年7月8日,菩提学会成立筹备委员会。九世班禅特派罗桑坚赞、李静愚作为代表参加,先拨助2000元,后又捐助2000元。

1935年11月12日,菩提学会借上海佛教净业社召开成立大会,九世班禅特派驻南京办事处朱福南处长代表参加。大会公推九世班禅为正会长,印光法师为副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王一亭、屈映光为副理事长。菩提学会的会址设在云南路仁济堂内(后迁至觉园报本堂)。该会理事有数百人之多,以其组织规模之庞大和活动范围之广,成为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一个佛学团体。

菩提学会是九世班禅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上海向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根本道场。该会聘请西藏的大德为导师,翻译藏文经典,传法灌顶。菩提学会聘请的第一位大德是荣增堪布,他原住青海拉卜楞寺,为嘉木样活佛的传法师,他在藏族地区很有声誉。荣增堪布住在菩提学会译经处,在他的主持下,先后聘请精通汉语、藏语的程文渊、吴剑君担任通译,高观如任书记,先后译出宗喀巴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月官的《菩萨戒二十颂》、安慧的《唯识论释》,还有五种密宗典籍:《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勤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中持舌法》。这些藏文经典译成汉文后,使很多不懂藏语的人对藏传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6年4月,上海佛教界发起丙子息灾法会,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能海上师也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在上海佛教界影响很大。

1937年4月,喜饶嘉措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开讲《西藏佛教源流》、《道之三要》等,对藏传佛教在上海的流传起了促进作用。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逝世。上海佛教界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举行九世班禅追悼会。1940年,菩提学会发起建造九世班禅铜像,当年9月竣工。10月19日举行开光大典,举行千灯供10天。同时能海上师在觉园内成立班禅纪念堂,由荣增堪布主持。纪念堂布置仿照西藏寺庙格式,中央供奉九世班禅铜像,瑞祥庄严,手结说法手印,两旁架上层层叠放着藏文大藏经。荣增堪布在班禅纪念堂传法灌顶,传授菩萨戒,推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上海的流传。

抗日战争期间,菩提学会因主要负责人离沪,加上通货膨胀、经营不善等原因,经费日趋枯竭。最后连荣增堪布的生活亦无法维持,但他处之坦然,仍旧持戒精严,认真传法。1946年6月29日,荣增堪布圆寂。7月31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公墓为他举行荼毗大典,由持松法师和大悲法师主持。菩提学会也为其举行纪念会和骨灰塑造佛像等法会。

1947年底,能海上师(1886—1967)的弟子清定在南京讲经后,应陈三州等居土之请,来沪讲经。赵朴初商请班禅纪念堂的安福天喇嘛让出住处,请清定驻锡于此。清定先整修殿宇,随即根据能海上师所传格鲁派密法,系统开讲《菩提道次第科颂》、《律海十门》、《定道资粮》、《止观略法》、《慧行刻意》等戒定慧基本三学。

1948年8月,黄涵之、李思浩、赵朴初、方子藩诸居士请能海上师来沪讲经,至10月讲毕。赵朴初等又请能海上师设立金刚道场,领导佛教徒修学藏密。能海上师命清定在佛教净业社进行筹备。

1949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十五),金刚道场正式成立,共推清定为住持。同时成立金刚道场护法会,作为居士外护团体,负责联络居士学法及筹措金刚道场经费等。该会由屈映光任主任,李思浩、黄涵之任副主任。

金刚道场的一切安排悉遵能海上师的成都近慈寺家风,专重学修,培育僧才,依戒依法,精进修持。每日自有定课,不做经忏佛事;定期举行藏式会供,祭烧护摩等较为大型的宗教活动,参加者常达千人之多。由于依戒修行,长年讲经,全日行持,故皈依学法弟子日渐增多,常住僧达七八十人,在家弟子二三千人,一时远近闻名。

此后,能海上师在金刚道场讲经弘法,他先讲《比丘日诵》,次讲《律海十门》、《菩萨戒集颂》、《现证庄严论二品》、《慧行刻意》等,传授过“大悲仪轨”、“文殊五字真言”、“无量寿仪轨”、“护摩略法”等法。能海上师辩才无碍,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每日听众约三四百人。能海上师还在金刚道场内兴建大威德五部金刚大灌顶法事,开示灌顶意义,参加灌顶听众共有三百余人。

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在近代上海也有所流传。诺那尊者(1865—1936)曾多次来沪传法。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朱子桥目睹惨状,于是请诺那尊者前往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4月15日,诺那尊者来到上海闭关九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内。同年5月4日,诺那尊者再次来到上海闭关修火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阐北联艺善社。后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内设临时法坛升座宣讲显密要义,传授11种灌顶法,皈依弟子受灌顶者约千余人,盛极一时。诺那尊者精于医道,前来求医者门庭若市。1935年,诺那尊者在上海的弟子建立诺那精舍,舍址设在新间路新乐坊,作为修持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的道场。诺那精舍除修持宁玛派密法外,还筹办冬季赈济、施药等慈善事业。

1948年,诺那尊者的弟子莲华正觉在上海建立莲华精舍,发起人有陈其条等62人。莲华正觉俗名王家齐,皈依诺那尊者后,赐名贝麻布达,译言莲华佛,这是他自称莲华正觉的由来。1949年2月,他在上海举办莲华生大士三身心要瑜伽大法会。法会期间,莲华正觉传阿弥陀金刚法及药师七佛灌顶,并举行护摩。同时,他又在电台播讲《中密史略》。接着又应香港、广州弟子之请前往传法。1950年12月,莲华正觉回到上海莲华精舍,为新旧弟子传圣救度佛母五本尊灌顶,又传金刚长寿佛大灌顶,并开讲莲华生大土《无上心要瑜伽广轨》。他在上海期间,还曾在印心精舍讲解《显密不二九乘次第》。此后前往杭州传法。

诺那精舍和莲华精舍对藏传佛教宁玛派在上海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藏传佛教的行迹。1926年8月,为培养精通藏传佛教的人才,上海群治大学成立了藏文学院,主要招收各省佛教团体派遣来的学员。学员在深通藏密的老师的指导之下,先学习藏文,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学习藏传佛教,兼学文学,为以后的翻译藏传佛教典籍打下基础。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出版印刷的中心,也出过一些藏传佛教的经典和研究、介绍性的书籍。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了白普仁的《白尊者开示录》、缪涤源编的《念佛救度中阴法》,上海觉园精舍出版了《佛说持世陀罗尼经》、孙景风编译的《藏密礼赞法要》、吴润江编的《圣救度佛母避毒法》、《绿救度佛母修持法》,大法轮书局出版了《西藏心经》。

上海作为近代大都市,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全都汇集于此,弘扬各宗派的高僧也云集于沪。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使汉藏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起到了联络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这是上海近代佛教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心的一个标志。

主要资料来源
《申报》(1919—1949),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康藏佛教与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应化事略》,韩大载等著,上海瑜伽精舍1937年铅印本。

《忆上海菩提学会》,吴中,《上海佛教》1988年第3期。

《海公上师与金刚道场》,倪维泉,《上海佛教》1988年第3期。

《上海近代佛教简史》,游有维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上海宗教史》,高振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卷),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静安区志》,史济良等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