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规律而简短的正念冥想练习能改善注意力控制的电生理指标

Regular, brie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practice improves electrophysiological markers of attentional control

规律而简短的正念冥想练习能改善注意力控制的电生理指标

Front Hum Neurosci. 2012; 6: 18.

《人类神经科学前沿》杂志,2012年

Published online 2012 February 10. doi: 10.3389/fnhum.2012.00018

网上发表于 2012年2月10日

PMCID: PMC3277272

Adam Moore,Thomas Gruber,Jennifer Deroseand Peter Malinowski

作者:亚当·摩尔,托马斯·格鲁伯,

詹妮弗·德罗斯,彼得·马林诺夫斯基

Received October 31, 2011; Accepted January 29, 2012.

Copyright © 2012 Moore, Gruber, Derose and Malin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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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正念为基础的冥想练习涉及了多种注意力方面的技巧,包括保持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当练习简单的正念呼吸时,必须保持对呼吸的关注,同时也必须具有对认知的控制力,以便随时能发现注意力的涣散。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规律、简短的正念训练将提高注意的自我调控能力,并且促进控制注意力的相关神经元活力的改变。我们展开了一项纵向随机分组的脑电图比较研究。在基础水平(标记为第一个时间点,即T1),将从未受过冥想训练的四十位被试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冥想组,后者接受三个小时正念冥想的训练。二十八位参与者进入最终分析阶段。在T1、T2(8周后)和T3(16周后)这三个时间点,所有参与者完成了一个计算机化的Stroop测试(注意力控制的一个衡量方法),同时做了64道脑电图记录。在T1和T3两个时间点之间,冥想者每天都做十分钟的冥想。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分析突出显示了为期十六周正念训练的两个作用。在刺激160-240毫秒后,大脑的左后和右后部位所显示的早期作用提示,冥想练习能改善注意力资源的集中度。在刺激310-380毫秒后,大脑中后部位显示的持续效应提示,冥想练习减少了目标认知过程对脑力资源的调用,尤其是在刺激不一致性的情况下。大脑定位地形图和资源分析(可变分辨率电磁断层成像术,VARETA)提示神经资源的相关改变,其中早期作用显著于左侧枕颞中区和侧区,后期作用显著于右侧枕颞侧区和颞下区。研究结果显示,正念冥想能够改变认知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改善注意力的自我调控。

关键词:冥想、正念、认知控制、脑电图、Stroop、干扰、注意力

前言

十几年来,冥想和正念练习的作用受到了科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的广大心理学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正念练习的益处(Grossman等人,2004年;Chiesa和Serretti,2009年,2011年)。早期研究显示了其普遍益处后,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已观察到的改变的内在机制等更细节性问题。

通常认为冥想和正念练习至少包括两个核心成分:训练注意力技巧、培养对主观体验、感官觉受、思想和情绪的一种觉知、无评判、去习惯化反应(如Kabat-Zinn,1990年、2003年;Bishop等人,2004年;Malinowski,2008年)。尽管概念上有一些细微差异,比如将练习目的等一些额外要素纳入其中(Shapiro等人,2006年),或者对收效做出更详尽的分类(Dorjee, 2010年),注意力技巧的培养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最基本要素(Lutz等人,2008年)。注意力技巧的训练被认为是促进健康和安乐的决定因子(Chiesa和Malinowski,2011年;Malinowski,2012年)。尤为重要的是,,无评判性注意具备稳定性、清晰度和灵活性。正念练习的两大组曾经以一种不太严格的认知学的词汇描述为集中的注意力和开放的监视(Lutz等人,2008年),而依据特定冥想体系,我们可以对其中一项进行选择性的练习,也可以综合两者同时加以练习。

所有注意力技巧的培养和改善看起来是以正念冥想练习为基础。相关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大类都聚焦于冥想练习如何影响注意力各项性能及其内在的大脑运作机制(如Valentine和Sweet,1999年;Lutz等人,2004年;Wenk-Sormaz,2005年;Anderson等人,2007年;Brefczynski-Lewis等人,2007年;Jha等人,2007年;Chambers等人,2008年;van Leeuwen等人,2009年;Hodgins 和Adair,2010年;van den Hurk等人,2010年;Zeidan等人,2010 年)。Chiesa等人(2011年)系统回顾了截止至2010年5月有关这一论题的所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提示冥想练习可以增进注意效率(Corbetta和 Shulman,2002年;Raz 和Buhle,2006年;Posner和Rothbart,2007年),其中执行控制方面的功能占据关键地位,包括心理定向转移、信息更新和监控、尤其是对习惯反应的抑制(Miyake等人,2000年)。

然而,在实验设计、冥想体验层次及其他方面,现有的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中得出明确因果关系的结论相当困难。比如,大多数研究仅采用了横向比较法,面对冥想人群和非冥想人群之间所观察到的差异,冥想练习是否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另外,有些研究的调查对象具有不同冥想经历或来自不同冥想体系。另一些研究则应用了类似正念减压课程(MBSR;Kabat-Zinn等人,1985、1987、1992年)等组合式干预,其中包括了瑜伽练习和心理学教育等部分。所有这些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帮助了我们了解正念练习如何影响注意力,同时也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Williams,2010年)。但对这些研究做后续观察,直接考察冥想练习随时间延长所产生的作用,同时将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降到最低,这也是必要之举。

一些着重考察某一特定冥想练习、而非类似MBSR的综合性干预程序的研究中,每日冥想练习的量和总时间长度相差悬殊。较低极端的观察区间非常短暂,如Polak(2009年)的研究仅观察了两组为时15分钟的冥想练习的作用。Wenk-Sormaz的研究(2005年)中,参与者完成了三组为时20分钟的冥想练习。较高极端的结果则来自冥想静修营,这些研究中的参与者在较长时间内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Chambers和同事(2008年)考察了为期十天的冥想静修营的效果,Jha等人(2007年)、van Vugt和Jha(2011年)研究了为期一个月的正念冥想静修营的效果,还有一些研究则观察了另一种为期三个月的冥想静修营(Slagter等人,2007年;Lutz等人,2009年;MacLean等人,2010年;Jacobs等人,2011年;Sahdra等人,2011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研究采用了易于纳入日常生活常规的冥想练习量。Semple(2010年)的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在一个月中每天做两次二十分钟的正念冥想练习。Tang等人(2009年)采用了为期五天、每天二十分钟的身心一体化训练(IBMT),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项研究中(2010年),参与者在一个月中进行每周五天、每天三十分钟的IBMT练习。由以上大略回顾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冥想练习的量和次数上缺乏一致性。所以,要找到冥想练习“正确”的量和持续时间的可靠依据,仍显得尤为困难。就像最近的文献指出的,这一问题迄今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回答(Slagter等人,2011年)。

也是我们最关注的,本研究针对易于纳入日常生活的冥想练习的作用,这些练习不要求我们对原来的生活常规或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其次我们的目的也在于探索冥想练习持续时间的下限。我们对短时间冥想练习能否对认知产生益处很感兴趣。通常认为,每日十到十五分钟的冥想练习是最低限度,以便使参与者适应于冥想练习和培养注意力的稳定度。另一个问题是,产生效果所需要的总持续时间到底是多少。由于每日冥想时间比较少,我们认为可能需要持续更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观察到效果。平衡各种资源、参与者必须承担的义务、避开暑假造成的打扰,我们确定冥想练习的持续时间为十六周。为了了解改变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中途设置了一个中间测试点,即八周后。为了避免分组动态性影响实验结果的精确表述,我们对组内交流也加以控制,在实验早期只允许以三至六位成员为单位可有为时三小时的接触。

与正念冥想最基本方面的目标相一致,对于诸多正念训练而言,我们选择了最普遍的一种冥想练习方式。举例来说,本研究所采用的正念呼吸训练是MBSR(Kabat-Zinn,1990年)和MBCT(Segal等人,2002年)的一个组成部分,如Alan Wallace的舍摩他训练或者Gunaratana(1992年)诠释的正念练习等是当代冥想练习的起始。同时,它又是不同传承的佛教冥想体系的基本部分,从包括《安般念经》或者《念住经》等早期佛教经典(菩提比丘,1995年)到经典藏传佛教的教言(噶玛巴旺秋多杰,2009年)。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正念呼吸观法在很大范围内与不同正念练习方式都具有相关性。

由于我们最关注正念练习对于执行功能的影响,我们采用了Stroop单词-颜色任务(Stroop,1935年;MacLeod,1991年),在此次实验之前,已在一个研究中应用这一方法并曾观察到冥想者和非冥想者之间相当大的差异(Moore和Malinowski,2009年)。Stroop任务的核心是单词的自动阅读会影响任务的完成,即表示颜色的单词的词义会对人们指出印刷这一单词的颜色(比如“蓝”用红色印刷)产生干扰。这一任务的优秀表现可提示良好的认知控制和反应时相对较低的自动性或冲动程度。由于实际的冥想训练与Stroop任务完全不同,Stroop任务中成绩的进步对于回答以下问题可能有帮助-冥想训练中获得的能力是否对于冥想训练以外的其他任务和领域产生普遍性作用。所以,冥想训练仅仅关注对相关呼吸感觉的一次或多次的引导,也关注从不断冒出的想法或是情绪中解脱出而不被其束缚,尽管这样,但是自动阅读的变化仍是Stroop任务同步性的一个部分,这个观点是很令人注目的。一般来说技巧学习不会轻易泛化为其他任务、刺激或者内容(Green和Bavelier,2008年),这些改变进一步提示了:正念练习能导致深层心理进程的改变,而不是特定内容的改变(Slagter等人,2011年)。而且,这些改变可能来源于控制能力的改善或者甚至是更基本的一些改变,比如个人如何应对自己的体验,后者很可能已经超出认知领域本身了(Chambers等人,2009年)。

为了精确评估冥想练习如何影响相关神经元活动,参与者接受计算机化Stroop任务的同时,我们采用64道脑电图记录并进行观察。我们假设,与未参与冥想的对照组相比,简短而规律的冥想练习能改善注意力性能,表现为行为性Stroop干扰效应,并可能表现为几个电生理参数的改变。早期研究发现这一Stroop效应反映在特征性出现于刺激后350-400毫秒的后期负波(LN),我们期待能在这一事件相关电位(ERP)部分观察到冥想造成的改变(如Liotti等人,2000年;Hanslmayr等人,2008年)。此外,对正念冥想者注意力改变的一些早期电生理的研究(如 Cahn和Polich,2009年)也进一步反映了声音刺激所引发的一个略微靠前的正波(P3组分)的减弱,这是注意瞬脱任务中资源分配能力改善的标志(Slagter等人,2007年)。这种能力要求对选择性注意力进行时间上的调配,因此我们也考察了这一组分。由于其他类型冥想的研究还报道过P3之前始于刺激后150毫秒左右时间范围内的负性偏移(Cahn和Polich,2006年),并且此早期负性组分(N2)被认为与注意过程有关(Folstein和van Petten,2008年),我们对此也作了观察。而由于文献指出N2和P3都能反映注意控制的机制,LN则是Stroop干扰效应的指针,我们期待能观察到正念练习对以上ERP组分部分或者全体的改变。

总之,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为期十六周、简短而规律冥想练习的考察,明确其是否对认知性能和相关神经过程产生可测知的改变。为了尽量减少那些有可能干扰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各个因素,我们限制组内的交流时间,以每组三小时为最低水平,并将每日冥想练习量限定至十分钟以内,允许参与者继续日常的生活习惯,就不会因生活产生很大的改变而中断。对于那些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安排正念练习的人们,我们所选用的“每日十分钟”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切实可行的选择。

方法

参与者

通过网络广告和利物浦约翰摩尔丝大学(LJMU)的心理学志愿团,我们招募了四十位健康成人(其中男性13位,平均年龄35.4岁)。本研究的参与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前没有任何冥想经历、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至正常水平、确认现在或者最近都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以及确认目前没有接受任何药物心理学的治疗。三十八位参与者描述自己为“白种人”或者“白种英国人”,一位“白种爱尔兰人”,一位“白种加勒比人”。十五位参与者在宗教背景一栏选择基督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英国教会),一位无神论者,一位不可知论者,其余参与者自称没有宗教信仰。三位学生参与了实验。大多数参与者是全职、兼职或者志愿工作者。大多数参与者是大学或者以上教育水平,其中十一位具有研究生学位。根据本研究设计的特点,参与者都大概了解本研究的目的,但是实验者并没有对参与者解释研究中所做的特定假说。

本实验的开展遵循了英国心理学协会的伦理学准则,也获得了LJMU科研伦理委员会的许可。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了书面的知情同意,在参与的六次测试期间都获得了每小时10英镑的经济补偿。

在保证两组间的年龄和性别组成相匹配的条件下,随机分配参与者到冥想组和对照组。图一总结了实验参与者的流程图。最后,冥想组的12位参与者、对照组中的16位参与者一起进入了EEG数据分析。尽我们所知,冥想组内的中途退出者是出于个人健康的原因,而与实验本身无关。

图1

实验参与者的流程图。从每组最初随机分配的20名参与者开始,到最后分析阶段,冥想组有12名参与者,对照组有16名参与者。

初始的基础水平(时间点1)的测试结果列在表一,结果证明:两组在年龄、性别、各项自我报告指标以及Stroop任务表现评分均无显著差异。

表一

基础水平差异的概述,列出了平均值、标准差(括号内)、以及比较冥想组、对照组的各个统计学数据。

自我报告的指标

整体幸福状态

我们采用主观幸福评分(SHS,Lyubomirsky和Lepper,1999年)来测评参与者自我幸福和舒适状态的整体主观感受。SHS是一个由四个项目组成的简略问卷,依据利克特7点量表计分,其中包括诸如“大体上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等项目。总分越高表示整体幸福程度越高。SHS曾被成功的运用于各类社群和大学生人群样本的调查,其克隆巴赫α值介于0.79和0.94之间(Lyubomirsky和Tucker,1998年;Lyubomirsky和Lepper,1999年)。

正念

为了评价正念练习可能影响到的正念的不同方面,我们采用五方面正念问卷(FFMQ)。它由39个项目构成,分析了六个现有的特质性正念的自我报告方法的探索性要素而得到的结果(Baer等人,2006年)。在两个样本中确认的结果(Baer等人,2006、2008年)提示一个五要素的结构:(1)对内心感受不发生反应(FFMQ-NR;七个项目),比如:“我观察了我的感受,但并不迷失于其中”;(2)观察内在和外在的感觉,包括思想、情绪、影像、声音和嗅觉(FFMQ-O;八个项目),比如:“我有意保持对个人情绪的觉知力”;(3)以觉知力来行动,即在行动的当下给予觉知,与自动、冲动或习惯性的行为完全相反(FFMQ-A;八个项目),比如:“我好像是自动的下意识的发生各种动作,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4)描述,即用语言来标记内心的体验(FFMQ-D;八个项目),比如:“当我体内产生某种感觉,我却很难描述它,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5)对体验不加评断,即摆脱价值判断或者自我批评(FFMQ-NJ;八个项目),“我倾向于判断我的知见是否正确。”回答的格式采用五分制的利克特量表,1分=从未如此或者极少程度如此,很少如此,有时如此,经常如此,5分=经常如此或者总是如此。接着通过19个否定方式叙述的项目对以上的评分加以颠倒、校正,对以上1至5的评分加和就得出了每一个分量表的总分以及最终评分(范围:39-195)。在正念相关各个心理构成的预测方向上,已证明FFMQ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和显著相关性。文献报道,以上各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克隆巴赫α值),FFMQ-NR为0.75,FFMQ-O为0.83, FFMQ-A为0.87, FFMQ-D为0.91, FFMQ-NJ为0.87(Baer等人,2006年)。

冥想日志

冥想组的参与者每周都会完成一个简略的冥想日记(网络在线形式或者用笔在纸上记录的方式),记录内容为指定一周内冥想的频次和一次冥想的平均长度。

步骤

首先,所有可能的参与者接受了关于本次实验详细信息的讲解,完成了一份筛选性问卷,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随后,随机分入冥想组或者对照组。

在为期约十六周的时间里,参与者在三个时间点(T1、T2、T3;前后间隔8-10星期)接受了测试。在任一个时间点,参与者首先完成自我报告问卷,然后参与实验任务,同时做EEG的记录。每一个时间点中,均有历时约90分钟的两次测试任务,其中包括在本报告中未提及的部分测试项目。在T1时间点附近,以三到六位参与者为单位,冥想组接受了为时两小时的引导性正念训练。为了获得精确的基础水平数据,我们要求冥想者在第一次测试之后再开始练习冥想。在T2之前,冥想者接受了第二次为期一个小时的冥想训练课程。并且在整个实验当中,参与者都可以联系冥想教师来解决疑问或者接受进一步的指导。

冥想练习的指导

有着超过十五年教学经验的一位冥想教师引导冥想组的参与者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正念呼吸冥想指导:冥想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相关感觉上——鼻孔处、横隔膜处的体验或者吸入呼出时的腹腔运动——而不以任何方式干预呼吸。当注意力松懈或消失了,我们无需进一步发挥,只需关注注意力的动向,引导转回到呼吸体验上。除注意力集中之外,指导参与者学会观察其他的心理体验,升起的念头、情绪或者知觉,尽量不要对它们进行判断或者评价。并保持一种好奇的不作任何修饰的态度。这种冥想指导原则与通行心理学中正念的概念是一致的,后者强调注意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对出现的各种精神体验采取一种特定的不加判断的态度(如Bishop,2002年;Shapiro等人,2006年;Malinowski,2008年;Chiesa和Malinowski,2011年;Malinowski,2012年)。T1和T3之间的这段时间(16周),参与者需要花费每周至少五天、每天至少十分钟进行规律性的冥想,并在冥想日志中记录每周冥想的频次和时长。除了强调参与者应该采取背部正直、放松的坐姿之外,对身体姿势方面,并没有给予其他的特别指导。冥想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坐在冥想椅或是坐垫上。由于本实验的样本比较少,冥想的剂量也比较小,我们猜测特定的冥想姿势可能无法产生可见的影响,所以并没有记录这一细节。

任务设计和刺激源

Stroop任务中使用的刺激是四个代表颜色的单词:红、蓝、绿、黄。这四个词在一致性试验中都以同种颜色呈现(如,红以红色来呈现),在非一致性试验中以不同颜色来呈现(如,红用蓝色来呈现)。此任务是用一个21寸的CRT显示器(垂直刷新率为100赫兹,分辨率为1024 × 768)来展示的,我们应用Matlab环境(Mathworks, http://www.mathworks.com)中运行的Cogent 2000工具箱(版本1.25)来实现调控。单词应用的是黑体字(字号48pt),距离参与者大概为90cm。每一个非一致性刺激中,其他三种不同颜色的出现频率相同。参与者需要尽快而且尽可能准确的做出反应,指出每一个单词以何种颜色展示,同时忽略单词的含义。标准QWERTY键盘中的四个键用于输入他们的反应:“a”(红色,左手中指),“.”(蓝色,左手食指),“x”(绿色,右手食指),“’”(黄色,右手中指)。为了让参与者做出反应时尽可能的舒适,四个键按照不同颜色做了标记。

每一次实验开始时,屏幕上出现一个固定念字或唱色的指导语,时长计500毫秒,随后出现表示颜色的单词,在屏幕上保留1500毫秒。试验最后以850到1100毫秒等不定时长的间隔(inter-trial interval一词在心理学上有赏识时距的意思,同时也有试次间间隔,试验间期等意,此处末学修订为试验间期,圆因师兄修订为间隔)为结尾。刺激信息总是出现于屏幕正中,替代指导语。实验最初安排了颜色-按键对应的一个学习阶段,其中包括类似于实验分部的48个小试验。这一阶段中,系统用声音和突出显示的色调来提示错误,这一阶段完成后,系统会给出测试者准确度和反应时间的反馈信息。实验阶段由三个包含48个试验的分部组成,50%是一致性试验,50%是非一致性试验,共计144个试验,每一种情况各自为72个试验。每一个试验分部持续约3分钟,与下一个分部保持20秒钟的间隔。

电生理记录

连续EEG记录采用64个Ag/AgCl 电极和BioSemi Active-Two 放大系统(荷兰阿姆斯特丹BioSemi公司出品)。为了监控眼球的运动和眨眼,我们在受试者左眼的眶上和眶下分别放置了电极,并且在外眦附近放置两个电极,用以记录水平和垂直眼电图(EOG)。EEG和EOG在512Hz处取样。另外,我们应用两个额外的电极(共模感受器 [CMS] 和驱动右腿 [DRL])作为参照和背景(细节参阅 www.biosemi.com/faq/cms&drl.htm )。

进一步未联机分析中,我们应用了平均参照值。

我们对EEG进行分割,获取刺激前200毫秒到刺激后800毫秒这一时间段的记录,并用EEGLAB9.03版本(Delorme和Makeig,2004年)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随后应用全自动统计阈值化EEG人为误差剔除程序(FASTER,Nolan 等人,2010年)剔除人为误差的数据。对每一个参数应用预定义的z值±3的阈值,根据单一通道、时间段、独立组分(基于最大信息算法,Bell和Sejnowski,1995年)和单通道单时间段,检测出人为误差并加以校正。余下独立的人为误差组分和含有人为误差的时间段,经由肉眼检查而去除。在未联机的情况下,我们应用1赫兹的高通量滤波器对数据进行过滤,其中应用了–60毫秒到0毫秒的刺激前基础水平。

两组间供分析的试验数显示不存在差异(对应T1、T2和T3,冥想组分别为:129.0、132.3、131.8;对照组分别为:131.2、131.7、130.3)。被移出数据的独立组分的数量,两组也没有组间差异(对应T1、T2和T3,冥想组分别为:9.3、10.2、8.8; 对照组分别为:11.4、8.8、9.3)。

数据分析

行为和自我报告数据的分析

在球形假设(方差齐性)被违反的时候(Mauchly试验),我们用Greenhouse-Geisser球形估计值对各个自由度进行校正。

行为和自我报告数据的所有分析都做了两次,一次包括了所有完成实验的参与者(14位冥想者和18位对照者),另一次局限于进入最后EEG数据分析的参与者(12位冥想者和16位对照者)。出于一致性的考虑,我们接下来只报告后者,因为两者相关结果的模式是完全相同的。

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分析——电极区域

在所有ERP分析之前,首先用16赫兹低通滤波器进行处理。基于总平均诱发电位(如图2所示),我们定义了三个感兴趣的ERP组分:N2(160–240毫秒)、P3(310–380毫秒)以及特异于Stroop任务中不一致性刺激的一个晚期负偏移(LN;400–600毫秒)(如Liotti等人,2000年)。每一个组分在头皮地形图中确认的最大幅值对应各个时间窗得出平均幅值,并以组别×时间×一致性作为控制变量对其进行了多因素ANOVA分析。在此研究中,我们最关注的是组别和时间这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因为它能提示冥想练习对各个ERP幅值的差异性影响。由此,数据分析的重点就在于这些交互作用。为了估计交互作用的强度,我们对此进行了效应值r的计算。

图2

所有28位参与者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刺激的总平均ERP,依据组别(冥想组和对照组)和时间(T1、T2、T3)来计算平均数。图中显示了8个代表性的电极(选自64个头皮电极)的ERP图谱。接受分析的三个时间窗(N2:160–240毫秒,P3::310–380毫秒,LN:400–600毫秒)如POz电极处所示。

行为和自我报告数据分析中,当违反方差齐性的假设时,我们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对相应的自由度进行调整。

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分析——源区域

为了能在总体上了解冥想练习对大脑区域的选择性影响,我们采用可变分辨率电磁断层成像术(VARETA,Bosch-Bayard等人,2001年)对电极-区域ERP分析中确认的相关ERP组分的皮层来源进行定位。这一工作是由组别、时间和一致性三个变量的任一组合分别进行的。VARETA法为源区域的电流密度给出了最平滑的颅内空间分布,这一分布也与电极区域的幅值分布呈现最大程度的一致(Gruber等人,2006年)。逆问题包括一个三维网格系统(网格间距为7毫米)上的3244个网格(“立体像素”)。这一网格系统和64个电极的放置依据源自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MNI,Evans等人,1993年)研制的平均概率论的MRI脑地图(“平均脑”)。为了对各个组分及一致性情况在T1和T3两个时间点激活情况的差异作出定位,我们使用检验配对t来对冥想组和对照组进行统计学的比较。针对立体像素的空间依赖性,我们运用假阳性率的方法(Benjamini和Hochberg,1995年)对激活阈值做出矫正。所有统计学参数图表采用的显著性阈值为p < 0.001。

结果

基础水平组间差异的测试

T1时间点,对RT、准确度、RT变异性和逆效率做组别×一致性的ANOVA分析,没有发现显著的组间差异,也没有发现显著的组别×一致性间交互作用(以上所有情况中:p > 0.28)。如同表1所概括的,用t检验对冥想组和对照组于T1直接进行比较,两者间不存在任何显著差异。

行为性数据和自我报告数据

反应时间

相应于RTs的观察结果为:时间变量的显著性主要效应[F(1.60,41.48) = 4.953, p = 0.018],一致性变量[F(1,26) = 110.554, p < 0.001],提示:总体而言,平均RTs随着实验的进行逐渐减少(T1: 760毫秒,T2: 732毫秒,T3: 732毫秒),对一致性刺激的反应(689毫秒)比对非一致性刺激的反应(797毫秒)要快,其中未发现其他显著性的作用。重要的是,无论组别×时间或组别×时间×一致性之间都不存在任何显著性的交互作用(两者分别为:p = 0.39 和p = 0.15)。

反应时间的变异性

对于RTs变异性的观察结果为:一致性变量的显著性主要效应[F(1,26) = 43.609, p < 0.001],提示一致性条件下RT变异性较小(SD = 154毫秒),而非一致性条件下变异性较大(SD = 181毫秒)。同上,冥想组和对照组两者间没有表现出改变上的差异性,各自的交互作用完全不突出(两者均为:p > 0.56)。

反应的准确度

只有一致性变量的主要效应[F(1,26) = 33.604, p < 0.001, 一致性: 98.3%,非一致性: 95.1%]是显著的,两组间不存在改变上的差异性(两者均为:p > 0.26)。

逆效率

时间变量的主要效应是显著的[F(1,26) = 4.408, p = 0.008],一致性变量也如此[F(1,26) = 85.224, p < 0.001],但是两组间不存在改变的差异性(两者均为:p > 0.14)。

总体上看,对行为性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任务的组织是有效的,表现为一致性变量对任务成绩所产生的影响。至于训练的可能作用,我们只观察到由T1至T2存在一个最初反应速度的加快,这也同时反映在效率评分的增加。除此而外,数据显示两组行为上的性能并不具有改变上的差异性,在T2之后也没有继续进步。

正念

对正念的总评分,即五个FFMQ分量表评分的总和而言,时间变量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640,42.645) = 5.832, p = 0.009],提示总体而言,正念评分由T1的132.6增加到了T3的138.3。同时,组别变量和时间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1.640,42.645) = 5.077, p = 0.015],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时间变量的效应。如图3所示,由T1到T3,在正念上的进步,冥想组(T3–T1: 11.8分, p = 0.015)较对照组(T3–T1: 1.1分, p = 0.650)更为显著。尽管图中似乎提示冥想组和对照组在T1即存在差异,对基础水平进行分析(表1)显示,这一差异并不具备显著性意义(p = 0.08),有可能仅仅是随机分组的作用。

图3

冥想组和对照组从T1到T3的总正念评分(总FFMQ,可能范围:39-195)。此图显示了组别变量和时间变量之间显著的交互作用。标准误差以误差条的方式标出。

对FFMQ分量表的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冥想组的观察(FFMQ-O)分量表 [F(2,52) = 4.300, p = 0.019]和不反应(FFMQ-NR)分量表[F(2,52) = 3.771, p = 0.030]的评分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FFMQ分量表则没有观察到显著作用。

冥想时间

冥想组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按要求遵守冥想时长和频次。按照冥想日志,每一次冥想的平均时间为11.3分钟(范围:6.2-21.5分钟),每周的冥想次数平均为5次(范围:2.6-8.7)。

正念和冥想时间

为了分析冥想练习的量是否能预示自我报告中正念程度的提高,我们计算了Pearson相关系数,它体现了冥想组成员16周内应用于冥想的总时间和T1至T3正念评分的改变。如表2所示,总正念评分与总冥想时间呈现高度相关。类似的,五个FFMQ分量表中的三个(观察、以觉知力来行动、不评判)与总冥想时间呈显著相关。其他行为性数据与总冥想时间则未呈现相关关系。

表2

T1至T3总冥想时间与T1到T3时间段中正念程度改善(FFMQ评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

ERP数据

核对真实性

在对冥想训练的特定作用和相关组间差异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确认ERP结果符合Stroop范例中电活动的典型模式。图2显示来自分布于整个头皮的八个代表性电极、对应于各个组别变量(冥想组、对照组)和时间变量(T1、T2、T3)的总平均ERP。ERP偏移与Stroop范例中的常见模式十分相似。在非一致性试验数据中,我们还发现了典型的后期负波,后者通常认为是Stroop效应的强烈反应(如Liotti等人,2000年)。

N2组分

N2的最大值主要捕获于左枕顶叶(PO7、PO3、O1)和右枕顶叶(PO8、PO4、O2)的小簇电极。组别×时间×一致性ANOVA分析的结果:左侧[F(2,52) = 3.862, p = 0.027, r = 0.263]和右侧电极簇[F(2,52) = 4.273, p = 0.019, r = 0.276]都显示有显著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事先计划的(planned)组别×时间对比提示,这一交互作用反映冥想组在T3的幅值高于对照组。考察左侧和右侧的电极簇[分别:F(1,26) = 6.421, p = 0.018, r = 0.445;F(1,26) = 4.987, p = 0.034, r = 0.401]由T1到T3的变化,可以发现冥想组N2幅值呈现相对增加,对照组则呈现幅值的减小。图4(A)显示这两个电极簇之ERP数值从T1到T3的变化。图4(C)中总平均球面-样条内插式T3–T1差值地形图显示,冥想组和对照组的左后和右后区域之N2幅值趋于相反的方向发展。图4(D)描绘了T1到T3发生改变的神经元资源。一致性刺激下,冥想组左侧额中回和额上回、左侧枕颞中回和外侧回以及左侧颞中回,自T1到T3表现为神经资源强度的显著降低(浅橙色表示)。与之形成对比,冥想组左侧枕颞中回和外侧回的神经资源强度表现为增加(绿色表示)。非一致性刺激下,对照组左侧枕颞外侧回和左侧颞下回表现为资源强度的降低,而冥想组则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变化。

图4

N2时间窗的分析,从160到240毫秒。(A)T1和T3时间点,冥想组和对照组左后部电极(PO7、PO3、O1,上方)和右后部电极(PO8、PO4、O2,下方)的总平均数。(B)T1到T3每一个电极簇N2幅值的平均数。(C)一致性刺激和非一致性刺激下,冥想组和对照组T1和T3之间差异(T3–T1)球形样条内插式头皮地形图。正数表示幅值的减少,负数表示幅值的增加。(D)相应各组和各个一致性情况,T1和T3激活程度的差异。所依据的是VARETA法对于皮层来源的定位。一致性刺激下,显著性差异(阈值p < 0.001)位于轴位MNI切片Z = −10,非一致性刺激下位于Z = −17(激活区域的重心)。浅橙色的区域表示激活程度的减少,绿色区域表示激活程度的增加。

P3组分

P3组分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突出表现于电极Pz的中央后部幅值。其中组别×时间×一致性之间存在显著性的交互作用[F(2,52) = 4.711, p = 0.013, r = 0.288]。事先计划的对比显示,这一交互作用的来源是,非一致性条件下,冥想者的P3幅值由T1到T3表现为相对减弱,对照组则表现为幅值的增加[F(1,26) = 9.267, p = 0.005, r = 0.513]。图5(A)中的ERP数据显示了这些由T1到T3的差异性改变。图5(C)所示的总平均球形-样条内插式T3–T1差值地图显示了这些随时间变化所产生改变的地形分布,非一致性试验中,冥想组最大降低值位于中央后部位置,对照组则表现为增加。图5(D)给出了T1和T3呈现资源强度差异的脑区域。一致性条件下,对照组左侧颞上回和颞中回呈现略微减弱,冥想组则没有发生相应改变。非一致性条件下,两组间出现了很一个重要的对比。在对照组,我们观察到资源强度的增加(左侧枕颞中回和外侧回、左侧颞下回、右侧枕颞外侧回),冥想组则不同,其右侧枕颞外侧回和右侧颞下回的资源强度由T1到T3表现为减小。

图5

P3时间窗的分析,310到380毫秒。(A)冥想组和对照组电极Pz在T1和T3的总平均数。(B)上述电极从T1到T3的平均P3幅值。(C)冥想组和对照组T1与T3差异(T3–T1)的球形样条内插式头皮地形图,分别对应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刺激。正数提示幅值的增加,负值提示幅值的减小。(D)相应各组和各个一致性情况,T1和T3之间激活程度的差异,所依据的是VARETA法对于皮层来源的定位。显著性差异(阈值p < 0.001)位于轴位MNI切片Z = −17(激活区域的重心)。浅橙色的区域表示激活程度的减少,绿色区域表示激活程度的增加。

后期负性组分

宽大的负波在中央后部区域达到最大值,包含Pz、Poz、P1以及P2在内的电极簇最利于捕获这一负波。分析中唯一显示显著性效应的是一致性变量的主要效应[F(1,26) = 8.219, p = 0.008],这证实了典型的Stroop干扰效应,相较一致性刺激,非一致性刺激下的ERP发生了负向偏移。(如图2所示)

讨论

为期十六周简短、规律的冥想练习显著影响了Stroop任务中执行控制功能相关的神经元活动,然而这些改变并没有伴随着相关行为的改善,并且与Stroop任务中特征性反映行为干预效应的后期负性ERP组(分400–600毫秒)无关(如Liotti等人,2000年;Hanslmayr等人,2008年)。

不论是一致性刺激或是非一致性的刺激,冥想练习都会引起大脑两个半球侧面后部N2幅值的相对增加。神经资源的估计(VARETA)提示,一致性刺激下,冥想组的这些改变主要来源于枕颞部左中区和侧区的激活。与之相反,对照组这些大脑区域表现为失活状态。文献曾确认这些腹侧处理流的左半球区域与词汇任务有选择性关联(如Cohen等人,2002年;Cohen和Dehaene,2004年;Shaywitz等人,2004年), 并与此处相似,发现一个类似的后部N2组分(如Adorni 和Proverbio,2009年)。由此可做以下推测:这一作用反映出本任务所使用的词汇更成功、更持续刺激了注意力的扩增。这种解释也与应对刺激中的非空间特性时对刺激加强处理的时间过程相互符合。典型情况下,后部负性ERP幅值的增强发生在刺激后100到150毫秒(Hillyard和Anllo-Vento,1998年;Hillyard等人,1998年),而且,后部N2在应对刺激中的颜色特性——而不是形状特性——时呈现特异性的增强(Eimer,1997年)。由此,对照组在实验过程中(3 × 144 次试验)呈现出一种适应性效应,表现为ERP幅值和相关皮质资源强度的降低,而冥想组则与之相反,任务相关皮质区域随着冥想练习呈现激活程度的增加。

冥想者和对照者的第二个差异表现在P3组分(310–380毫秒)。大多数Stroop任务的ERP研究关注开始于400毫秒左右的后期组分,因为这些组分趋于行为性能相关(Liotti等人,2000年),而其前的P3组分似乎只是反映刺激处理过程的早期方面,它们本身并不是行为性Stroop干扰效应的来源(Ilan和Polich,1999年)。实验过程中P3的改变主要发生在非一致性刺激情况下: 对照组呈现P3幅值的增加,冥想组则呈现为减小。电极区域P3减小,伴随着资源区域信号强度的显著减弱,其中包括右半球枕颞外侧和颞部下方区域。文献指出这些区域与目标认知过程相关(Schendan和Kutas,2002年; Schendan和Stern,2007年)。此外,有作者认为颞部或顶部的P3组分能反映知觉性刺激的辨别过程中所发生的注意力资源激活,并关联于相关的抑制性程序,在冲突性刺激信息在场的情况下这些程序是必须的(Polich,2007年)。所以P3组分的各个结果提示,通过冥想练习,非一致性刺激下的知觉过程对资源的需求降低了。这些发现与之前的以经验丰富的冥想者为受试者的一个研究相似,在受试者冥想过程中,给出一个古怪的声音刺激,结果其中一个干扰性音调所引发的P3幅值呈现减弱(Cahn和Polich,2009年)。然而,上述研究也与本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在Cahn和Polich 的研究中,实验者对比冥想状态与中性的思考状态,而我们在冥想练习之外开展的任务中就考察了冥想的作用。另外,我们考察了随着冥想练习时间延长而产生的改变,而Cahn和Polich(2009年)仅在一个时间点做了观察,因而不能直接回答冥想训练是否是导致改变原因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这种平行比对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在冥想练习当中逐渐培养的、也存在于冥想训练当时的一种能力,而这一能力似乎能够推广到冥想时间段之外,执行完全不同任务的过程中。由此提示,冥想过程中观察到的状态性效应或许可以转化为冥想之外过程中观察到的特质性效应(Cahn和Polich,2006年),这一假设可以成为延续到冥想练习以外的情境中或在日常生活普及的理论基础(Hodgins和Adair,2010年;Slagter等人,2011年)。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冥想练习能够提高大脑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的结果也与此一致(Slagter等人,2007和2009年)。Slagter和他的同事们选用注意瞬脱任务以考察三个月的集中冥想静修营对于注意力时间调度的改变,比较对象为与之匹配的但不参与冥想的对照组(Slagter等人,2007和2009年)。在注意瞬脱任务中,参与者必须关注迅速变化着的刺激流(比如字母),并在每一个试验之后报告两个目标刺激(比如数字)的身份。如果刺激流中第二个目标出现于第一个目标之后500毫秒之内,参与者对其的反应会呈现典型的受抑,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注意瞬脱效应(Shapiro等人,1997年)。冥想静修营之后,冥想者表现为注意瞬脱效应的减弱。而且,冥想组中第一个目标刺激所引发的P3b幅值也表现为降低,其中P3b幅值降低最明显的参与者同时显示出注意瞬脱效应最大程度的减弱(Slagter等人,2007年)。有趣的是,成功观察到第二个目标之后的振荡性θ波阶段,对其进行后续分析时,发现试验间差异也减小了,这可以解释为注意力配置过程变得更为稳定,而且通过冥想训练,注意力资源能更快速的供给以处理额外的信息(Slagter等人,2009年)。

最近的一个fMRI研究比较了冥想者和匹配的对照者在Stroop任务中的表现,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冥想者的各个促进注意力的大脑区域都表现出活力下降(Kozasa等人,2012年)。面对他们的总体研究结果,研究者的解释是:冥想者注意保持和控制冲动能力的改善,从而导致效率的提高。

参考本研究中N2幅值和资源强度增加、P3幅值和资源强度减小的结果,同时参考以上引述文献中的结论,可以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我们推测,尤其是处理非一致性刺激信息之时,N2幅值/资源强度表现为增加,说明颜色单词的刺激引起的注意扩增越是成功,目标认知过程所需要占用的资源就越少,后者表现为P3幅值/资源强度的减少。

我们把冥想训练局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却是基本的正念呼吸冥想,在进入更为复杂的高级阶段之前,它通常是不同冥想练习中的最初一步,如此可令我们确信所观察到的改变确实来自于冥想练习本身。将组内会话维持在一个最小值(即总数三小时),这样干扰实验的非特异分组效应就更不可能产生了。参与者的每日冥想时间非常短暂,有力驳斥了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改变这一论点,当对冥想静修营或对一些冥想经验极为丰富的冥想者进行研究时,后者在每日冥想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个影响因素。

由于冥想的效应是与不活跃的等待组的对照,其他解释可以是-所观察到的效应只不过是由于冥想者参与了一项新活动本身造成的,而不一定特别源于冥想练习。我们目前的设计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既然本研究结果与其它几个类似的冥想练习的研究相一致,那么所观察到的效应很可能是冥想特异的。不过,确实应该承认对照组的实验设计在这个方面具有同样缺陷。本研究告诉我们,在给定每日十分钟用于冥想练习的期间中能产生特定的效应。然而,我们并不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只有各种冥想练习或者这一特定的正念冥想才具有这种效应。正念训练具有这种效应,其他的练习或者活动也可能具有同等效应。为了确知这些改变到底是否来自于冥想训练的特异性效应,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满足与冥想匹配的对照条件,比如身体的、心理的和认知的各项要求,同时从事并不是真正的冥想练习。

本研究中,要求参与者记录下自己冥想的频次和数量。因为实验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比较融洽且我们强调提供准确的信息比遵循特定的生活规则更重要,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些记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然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客观的证实这一点。我们发现正念(FFMQ)和冥想练习的数量之间相互关联,这一结果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肯定的指标,但是因为两者都是自我报告的,它们有相似的失真的可能性。进一步的研究可能需要对实际的冥想时间进行客观的控制。然而,值得提醒的是,这个要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因为即使有条件采用如可记录静止和活动循环的变化记录仪,或者合并使用入冥想凳或者冥想垫的传感器,我们也必须依赖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来确知在躯体静止时间段内他们是否真正处于冥想练习的状态。

本研究中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发现冥想组和对照组之间在行为指标上的差异。与此一致的是,我们也没有发现冥想练习对于LN的影响,不过这一结果与另外几个研究的结果不相一致。这些研究一般都显示,在执行注意和解决冲突的类似测试中,冥想者较对照组表现的更好(Chan和Woollacott,2007年;Jha等人,2007年;Moore和Malinowski,2009年)。这些横断研究和本研究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是,纵向设计要求再三的实施同一个实验手段。本研究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分配了Stroop任务的144个试验(共计432个试验)。总RTs在T2后没有获得进一步改善(T2:632毫秒,T3:632毫秒),而且非一致性试验的准确度超过95%,这些结果提示可能出现了一个性能上限。文献之一,即一个横断面研究,极为明确的显示了正念冥想者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性能差异(Moore和Malinowski,2009年),本研究与之的另一个差异是,文献当中使用的是口头语言的纸-笔形式的Stroop任务,而我们使用的是计算机化的形式,采用手动按键盘的方法。有作者曾强调Stroop任务的执行方式也能对行为性结果、尤其是对干扰效应产生影响(Kindt等人,1996年;Salo等人,2001年)。Liotti和同事们(2000年)进一步证明,Stroop任务的不同反应方式(口头的、隐蔽的或者按键反应)所引起ERP在头皮上的分布方式是不同的。任务执行上的差异、试验的重复次数、相关的上限效应、所考察的冥想练习的种类和持续时间,可能是导致不同研究得到不同结果的原因(Chiesa等人,2011年)。

新的证据提示前扣带皮层(ACC)参与了Stroop类任务,这给出了另外一个解释。文献提示,ACC可能是LN的来源,并参与了性能监控和反应选择过程(Liotti等人,2000年;Hanslmayr等人,2008年)。然而,近期发表的事件相关fMRI的两个研究提示,ACC的功能更在于其对注意过程期待性的提前调控,而非对注意反应本身的特异性选择(Roelofs等人,2006年;Aarts等人,2008年)。由此,本研究中未观察到LN的差异性影响可能反映此点:随着Stroop任务的持续执行,两组成员的期待性提前调控都已达到完满,结果即所观察到的上限效应。冥想练习似乎能改善信息处理的早期阶段(表现为N2和P3的改变),反映出注意处理过程中更为根本性的改变,更难以为简单任务的重复性效应所改变。尽管仅仅是推理,以上却也解释了为何冥想者的首次Stroop任务即表现为明显的行为差异(Chan和Woollacott,2007年;Jha等人,2007年;Moore和alinowski,2009年),而同一任务多次重复之后以上效应却消失,如同本研究和其他研究(Anderson等人,2007年)中观察到的那样。

我们的结果也与Lutz和同事们开展的一个纵向研究的结果有出入,其中他们发现RT差异性的减小(Lutz等人,2009年),这个结果并不体现在我们的数据中。两个研究间显著的不同在于,Lutz等人的考察对象是高强度的冥想训练(三个月的静修营),其中考察了听力任务中特殊目标所引发的反应。所以,前面提到的上限效应与两者训练量上的可观差异的合并效应可能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尽管没有支持冥想练习行为性效应的证据,本研究显示自我报告的正念等级的显著改变。正念(总FFMQ)程度的增加与参与者用于冥想练习的时间长度呈正相关,提示冥想花费的时间可直接转化为正念在程度上有可见的增上。考虑到分析中的样本数为N = 12,我们应该对这一相关性的结论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

本研究主要关注冥想练习对于注意控制机制的作用,后者以Stroop任务的表现和ERP数据为指标。不过,我们同时假定冥想练习对注意力的其他方面也可能造成影响。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给出了精彩的理论探讨,指出长期的正念冥想训练应该能够改善认知的核心过程,其中包括对自我心理状态的持续监控、从干扰性目标中解脱出来的能力以及将注意力重新指向选定焦点的技巧(Slagter等人,2011年)。我们认为所观察到的N2和P3的改变部分反映了这些核心过程的改善。与上述冥想可引起更为广泛改变的观点一致,本研究也包括了其他各种测试项目,这些结果我们准备在其他论文中报告,其中包括持续保持注意力和警醒、在不存在干扰性或者冲突性刺激的情况下对注意力进行定位等相关方面。此外,这些数据还有助于我们研究静止和冥想练习状态下的大脑动态学,其中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全脑状态,表现为振荡神经活力。几个近期的研究提示冥想者与非冥想者(如Lutz等人,2004年;Tei等人,2009年;Cahn等人,2010年)以及不同冥想类型之间(Travis和Shear,2010年)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尽管并非直接应用我们使用的方法学,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对比冥想者和非冥想者的研究都发现了大脑结构的改变(皮质厚度或灰质),这些改变通常位于与注意力功能相关的区域(Lazar等人,2005年;Hölzel等人,2008年;Luders等人,2009年;Grant等人,2010年)。最早的一批纵向研究结果显示,甚至是相对简短的冥想练习之后也会有这些灰质和白质结构的改变(Tang等人,2010年;Hölzel等人,2011年)。

结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冥想训练对于注意力进程相关神经系统的有益影响。本研究为其增添了新的证据。作为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之一,本研究具有一些独到的贡献。首先,我们证实了:为期十六星期、每天仅仅十分钟相对小剂量的练习,也能显著改变与冲突性刺激信息的处理过程相关的基础大脑进程。

为期十六周每天平均十分钟的简单正念呼吸冥想改善了神经功能,其中包括集中性注意处理过程(N2)的加强以及占用资源的目标认知过程(P3)的减弱,提示注意力核心进程相关的神经处理过程获得了改善。这些改善似乎能从某种冥想练习的特定内容,比如:专注于呼吸相关的感受,同时对所有升起的体验保持不作任何反应的态度,推广到视觉刺激的处理和对刺激中冲突性信息进行辨析、消除其中歧义的过程。基于这种普遍化,我们推测,冥想练习能作用于选择性和执行性注意力这类非常基本的进程,因而能在很多领域和情境中产生有益影响。

行为性能上未观察到冥想特异性的改善可能应归结于冥想练习的剂量过小,因为以几个经验丰富的冥想者为研究对象的实验都能观察到行为的显著提升。备选的另一种解释是:同一stroop任务的反复执行导致所有参与者的动作性能优化,冥想者无法在此基础上再作进步。由于本研究无法在这些解释中做出确认,明智的做法是在将来谨慎选择纵向研究,尽量限制试验的重复次数,以便尽可能避免上限效应。

综上所述,这些发现为愿意尝试正念冥想练习的每一个人传达了正面的信息,甚至是简短的规律的正念练习也能够有效磨练我们的注意力系统。

在研究结束之时,其中一位参与者描述了冥想方法对于他们工作表现的影响:“我现在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常规的报告。当从事新任务的时候,我感觉能更好的理解复杂问题,因为注意力和集中能力改善了。(……)我的思路拓宽了,开始跳出思维的固定模式。”这些个体性的叙述超越了实验室的学术情境,突出显示了冥想训练的意义,说明这些不要求改变生活方式的冥想练习也能产生有益作用。至于这些作用中的另外一部分,我们准备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学来继续探讨。

利益冲突的声明

作者们声明,在执行本研究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可能解释为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或者资金关系。

致谢

本研究受益于BIAL基金会授予Peter Malinowski的资助(Research Bursary No. 30/08)。

作者简介

彼得·马林诺夫斯基博士,任教于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学院。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主流的认知神经科学和佛教实践尤其是佛教冥想和正念训练的作用。更多的相关介绍见于作者的主页:http://www.pmalinowski.de/index.html。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圆虹

一校:圆虹 圆徐

二校:圆言 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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