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藏传佛教中当代汉地居士的参与——以南京为例(上)

Buddhism Study

Contermporaru Han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ibetan Biddhism: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

      艾莉森·丹顿·琼斯

      Alison Denton Jones

 

出处:《社会指南》2011年,总字第58卷,第四期,540-553页

Social Compass 58(4) 2011, 540–553

y20140124-23

作者简介: 艾莉森·丹顿·琼斯博士于201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她的博士论文《一种现代宗教?国家、人民和佛教在今日中国的复兴》从生态和个体的角度审视了佛教在一个城市中的作用。她目前是哈佛社会学系的讲师。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取向、密宗、宗教修行、结构方式、藏传佛教

 

摘要

 

城市汉传佛教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就是汉传佛教徒吸收采用了藏传佛教的元素。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针对在家居士,作者阐述了融入藏传佛教的汉传佛教的特点并探讨了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作者着重于藏传佛教是如何传入东部城市这一结构角度并结合文化角度审视了藏传佛教是如何吸引汉传弟子的。

 

一、中国藏传佛教:历史背景

 

在现今的中国城市中,很多修习佛法的方式正在蓬勃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对宗教限制的开放不仅使得正式修行佛法的人数增多,也使得新老以及混合式的修行方法得到广泛传播。在城市汉传佛教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藏传佛教的上师,藏传佛教的修行方式,以及传入汉地的各种法本。越来越多的汉传佛教徒,按照藏传佛教传统,或者跟随藏地上师修习佛法,或者在以汉传的方法修习的同时采用藏传的方法修习。本文主要以南京市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针对在家居士的参与(非学者,非僧人),笔者打算阐述融入藏传佛教的汉传佛教特点,并且探讨这一趋势的原因。在阐述为什么汉人把藏传佛教的元素融入汉传佛教中时,本文从藏传佛教如何被汉地接纳的结构角度,结合汉传弟子如何被藏传佛教所吸引的文化角度进行了阐述。

 

中国密宗的历史和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其在汉地和西藏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丰富而复杂的,这在其他著作中有着详细地阐述。在此,笔者只提几点来交代当今现象的背景。直到20世纪之初,汉地参与藏传佛教的最普遍方式才凭借一个精英阶层供养上师的这种关系而得以实现。即,中国统治者在国家和地方各级,以经济和政治手段支持藏传佛教的上师以换取佛教仪式的介入——灌顶和其他具有象征性的正统佛教形式。

 

20世纪初期正逢这一传统模式的重大变化。中国封建帝王制度的崩溃,意味着上层供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居士对上师的供养。这不仅是权利和责任从政治阶层转到了基层,更意味着,大量的汉人开始不同程度地接触一些藏传佛教。藏地和汉地共同努力把藏传佛教传播/引进到汉地。这更意味着汉地的僧人和在家居士开始把跟随藏族上师,按藏传佛教修行,学习藏传教义作为自己修行的一部分。

(原文部分删节省略)

 

目前,传入中国东部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上师,修法和教义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与四川西部由祖古或者“活佛”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几个大的佛教中心有关系。本世纪初,东部城市的藏传佛教受到城市佛教广泛复兴的推动,开始迅速发展。在中国东部的汉地很少有密宗的寺庙,但是作为巡回上师,住在藏地寺庙的喇嘛会来东部城市传法

(原文部分省略)

 

二、汉地参与藏传佛教的概述

在2007-2008学年,笔者对南京的居士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是基于佛教寺庙和活动的民族志,以及与45位居士的深度访谈。这些居士的案例并不在数据统计方面具有代表性,但非常有助于全面了解佛教修行人和修行方式。

 

南京,位于中国东部主要的大都市区,是江南地区的一部分。清末时期,这一地区是中国佛教中心地带。民国时期,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曾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成为佛教学术和改革运动的重要地点。在南京,藏传佛教的上师和其教诲在20世纪初便有记载。因此,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传统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南京更加成熟。

 

在笔者的采访案例中,大概有一半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或曾经接触过藏传佛教的。他们一般是男性白领阶层,比一般的佛教徒更年轻,受过更多的教育。

 

南京佛教徒现有的藏传佛教元素可分为六类:(1)图像和法器(密宗本尊佛像,转经筒等);(2)个别修行的咒语或实修;(3)来自藏族传统的法本和教诲;(4)师父或上师是藏地喇嘛,受过密宗传承的汉地僧侣或知识渊博的汉地居士;(5)根据密宗或藏传教材介绍佛教的正式课程或研究小组;(6)由喇嘛带领的诸如祈福或传授密宗戒律的集体仪式。这些仪式应以藏地传统来理解,但是,汉地居士把这些仪式理解为功德中的一种或者是一种实现愿望的精神力量,比如找个工作或者有个孩子。

 

对南京大多数的居士来说,接触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通过以四川西部五明佛学院建立的“课程”为基础的课程学习小组。藏地僧人在学院建立的这些课程特意用中文给汉地居士介绍了佛教。课程和相关教材的进度是从基础介绍佛教到更深奥的思想,最终包括密宗传统教派。作为给居士介绍佛教的唯一的一个系统的教学,这些课程对汉族居士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南京以及其他城市,这些法本不仅仅是非正式学习小组的基础教材,也是正式班的教材,其中“专业”的居士根据教材教授引导其他居士,管理功课和设置考试。在笔者现场调研时期,这里有5个学习班是以五明佛学院课程为基础的,每个班都是由一个不同的汉地居士教授,每周在南京附近聚集上课。

 

随着佛教的日益普遍,南京的居士在加入藏传佛教的范围和形式上差别很大。一些人认为,藏传佛教仅仅是从汉传佛教派生出来的一种。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的修行方式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元素。参与藏传佛教的不同方式可用以下两个案例阐述。

 

林先生年近不惑,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经理,他把所有事情都结合到自己的佛教修行中。当笔者拜访他宽敞的公寓时,他带笔者参观了他修行的小房间;墙上和柜子上挂满了精心制作的唐卡。他展示了他的日常“功课”——藏式磕大头,以及观想密宗绿度母。这些修行是他现在的上师,一位来自甘肃省拉卜楞寺的藏地喇嘛给他的建议。林先生四年前被介绍给这位上师,尽管在这之前林先生已经接触了十多年的佛教,但主要学习禅宗。

 

他皈依这位藏族上师,是因为他不能在南京,找到一个师父可以更深入且系统指引他“学习佛法并把所学再融入到生活实践中”。当时,林先生带着一个大概二十人左右的学习小组,在他家里讨论佛学,有时,大家也会在这位上师的引导下一起学习。当上师回到拉卜楞寺,小组有时会与他视频沟通。林先生也在生活和工作上依靠上师的建议。尽管他没有完全放弃其他佛教教派的学习,但是他现在主要学习藏传佛教。

 

相较于林先生的情况,小周只接触了一点藏传佛教。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小周经营了一家佛教用品小店。因为他的生意,他接触过很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器物。他喜欢听藏语的诵经光盘,并描述他的修行为:

 

我喜欢禅修,但我更喜欢念诵佛号,我也喜欢诸如念咒类的密宗修法。我修行所有这些佛教教派:显宗、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天台宗。净土宗有菩提萨埵,禅宗有菩提达摩,并注重于心的修习。无论你修的是佛教的哪个分支,都必须从修心和正信开始。

 

小周的佛教修行相当折中,但却根植于汉传佛教。他修习藏传佛教主要是通过在日程功课中结合一些咒文。他与任何藏族上师都没有关系,自己也不学习藏传教义或参加课程,也不参加有藏地上师的共修。

 

林先生和小周代表了两种受不同程度影响的情况,即藏传佛教对他们的修行方面的影响和藏传佛教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程度。笔者的研究也遇到过许多其他与藏传佛教的结合的方式。南京的居士所展现的佛教修行方法,是折中且具个人特色,通常结合了佛教中不同教派中的元素。此外,不管他们是作为祈福者、亦或修行者、学生或藏族上师的传承弟子修习藏传佛教,请紧记这一点,汉族居士通常不会像西方基督教徒(据称)与不同教派相处那样——排斥佛教中其他教派,这一点很重要。藏传佛教的修行、上师和仪式都属于佛教,而不是受制于定义为“藏传佛教”的部分。

 

三、汉地佛法的构成因素

 

当我们尝试去解析一个特别的宗教组织或其传统之所以流行的原因时,宗教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就会给出两种解释方法:一个是结构化的、供应型的,另一个是文化的、接受型的。尽管二者由于产生的基础假设不同,而造成彼此的对立,但是,笔者相信它们其实是可以构成互补的。它尝试从结构角度去分析汉地对藏传佛教的热捧。结构化的分析方法是从整体市场制度上看待供应需求,将观察重点放在各企业彼此间,为赢得或保护他们的“市场份额”而产生的动态竞争。将藏传佛教作为佛教市场上的供应者,然后从佛教界全局来观察它的运作模式,这是理解藏传佛教为何能在南京及其他华东地区的居士团体间盛行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基础结构从四个方面支持着藏传佛教对中国华东地区的供给:佛教市场的空缺,居士的支持,文字出版与网络发布的宽松管制,以及藏传佛教领导者的“创业动力”。前三者不是其独有的,但却能起到创造空间、提供资源,继而使信众在面对当地寺庙之余,能有多重选择的机会。

 

3.1 佛教市场的空缺

登记在册的汉地寺庙与僧人在某些情形下不愿意跟着世俗在家人的需求,进行佛法的修行指导,乃至佛法的教授。从正式注册的寺庙与僧人的数量上来看,远远无法满足城市地区快速增长的学佛人的需求。

(正文部分省略)

 

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正式注册的佛教机构留下了一定的市场空缺,这便向其他诸如藏传佛教出家人那样的供应者提供了机遇。这里有两大因素正是佛教市场无法足量供给的。其中之一,就是对佛法教义的系统学习的需求。正如林先生所说的那样:

 

“以前,我只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学佛,并不是很系统的去修学。我现在参加了课程(在邻省的一座沿袭藏传佛教的庙宇中),参加了一系列的课程学习后,你可以有一个学历证书。学习中还有功课与考试。我觉得这可以带给我一种成就感。”

 

而另一个因素,就是师徒关系。所有的居士都希望获得佛法的甘霖、得到专属自己的教言、拥有心灵上的指导,得到出家师父的加持或点化,但不可能让所有的居士都能有拥有自己的师父,而且,很多出家僧人比起为人师表,对其他事物的追求显得更有兴趣。

 

3.2 居士的支持

政治局势的变迁,使得居士代替政界的统治者和当地的精英承担了护持佛教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年代,居士对藏传佛教僧侣的护持更是大为发展,这份护持,正是佛教市场供给中的重要因素。在家居士对藏传佛教传入华东地区,做出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当藏地喇嘛来到汉地,当地居士会从衣食住行全方面上提供帮助。在进行访问喇嘛的各中集体仪式中,居士也是最主要的赞助人,所筹集的善款,则大多会用于护持藏地寺庙与僧众的修行,就这样,在家居士间接上起到了支持供给的作用。

 

居士护持藏地佛教的动机有几种理由。第一,当然是为了“弘扬佛法”,从而使更多人能获得佛法的利益并走上解脱之道。这点上,具有无私利他和功利利己两个侧面。就后者而言,若能使佛法广为传播,就会获得无量的功德。功德,就像是用来衡量业力的货币一般,它既可以用来促进精神上的提升,也可以用来促进物质上的圆满等其他效益。

 

此外,如凯裴斯玎所指出的那样,赞助人的祭司会带来威望。中国城市地区的暴发户型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商业成功,意味着很多人都有资本去赞助支持宗教及其相关的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