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真正的跨宗教谅解努力——佛使尊者生平掠影

森林里的佛使尊者

山帝卡罗比丘著

张从兴摘译

摘自2006年9月24日《曼谷邮报》

佛使比丘(Ajahn Buddhadasa,生于1906年,终于1993年),现代上座部佛教长老,泰国著名佛教僧侣。20岁时入寺出家,法号“因陀般若”(Indapanno),意思是“大智慧”。1928年至1932年在曼谷求学,后来发愿生活在大自然中,以探讨佛法。于是他离开曼谷回到家乡猜耶县,在弟弟及其他道友的支持下,于森林中成立禅坐中心,即今“解脱自在园”(Suan Mokkh)的前身。

1932年,泰国民主革命成功,实施君主立宪制。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佛使尊者,有感于泰国佛教泥古不化,部分僧侣钻营名利不事修行,开始接受现代思潮,强调思辨理性,并曾评论说:“我们要把这次革命事件,当成转向新时代的前兆,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纠正和改进各种事情。”于是在佛前自誓:“我誓以今生此身献给佛陀。我是佛陀的侍者,佛陀是我的主人。 因此,我更名为‘佛使’(Buddhadasa)。”遂以佛使尊者闻名于世。

身为率先以开放态度面向其他佛教传承系统的上座部大德的佛使比丘(Ajahn Buddhadasa),并不是举办跨宗教会议的积极活动人士,但是他对其他宗教表现出来的兴趣,以及他不吝于批评被他视为偏离正道的做法,影响了许多其他人,纷纷加以效法。

在上一个世纪,佛使尊者是泰国佛教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倾向于进步和改革的性格,以及他那种深刻却也极其直接的说法方式,给上座部佛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他而写的“法轮常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佛使尊者的其中一个深远影响,是他对其他宗教的友好及兴趣,以及他为促进宗教之间的合作和谅解所做出的努力。在他的晚年,一位泰国天主教主教带了一名到曼谷出席会议的著名美国天主教作家,前往尊者驻锡的解脱自在园。几十年来,凡是到泰国访问,有意会见杰出佛教人物,并且有时间到曼谷以外的地方参访的基督徒,都会被带到解脱自在园晋见佛使尊者。原因在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是泰王国大力提倡不同宗教须要互相谅解和合作的主要佛门人物。

所以,拉差汶里教区主教(1986年至2003年)约翰·博斯克·马纳特·查阿沙马尔把这个美国人带到了尊者那里。当时,我也住在解脱自在园。令我这个洋和尚大吃一惊的是,与我们分别属于不同宗教的主教,竟然以“我们的”来指称佛使尊者,并引以为傲。我想这是独特的,并且是感人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宗教经常被利用来制造世俗冲突。这是一位以我们的佛教僧侣(指佛使尊者)为荣的天主教主教,而尊者显然是这个国家里最显赫的宗教人物。事实上,在佛使尊者的“粉丝”当中,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位主教,这或多或少说明了泰国文化的开放性和非意识形态性。

在1970年代,佛使尊者是第一位参加在泰国主要的新教大学举行的年度讲座的佛教主讲人。他前后发表了三次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书名是《基督教与佛教》(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接着,他在解脱自在园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演讲内容收录在《佛教徒应该知道的基督教精华》(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as Far as Buddhists Should Know)一书当中。他特别强调佛教徒在行持慈悲的方面,有很多可以向基督教义借鉴之处——不仅仅是在蒲团上静坐,愿一切众生得安乐。他承认基督教徒有更加先进的社会服务机制,而亚洲的不同佛教传承在这方面则显得杂乱无章。

即使是身为年轻僧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其他宗教的追随者结交了。

1930年代初期,住在曼谷一所寺庙的尊者,和一位印度教吠檀多派沙门(Vedanta swami)是好朋友。他们经常谈论各自的宗教信仰,以及大家的共同点。遗憾地是,那位沙门不久后死于缅甸的一次空难。

佛使尊者有一位优秀学生哈芝帕剌勇(Haji Prayoon),是曼谷的穆斯林。帕剌勇写了好几本倡导宗教合作的书籍,并且公开承认佛使尊者是他的老师。读了尊者的几篇文章后,他就成了解脱自在园的常客。直到尊者舍寿之前,有许多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印度教徒都把他视为老师。这在泰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情况。

佛使尊者也是上座部传承中,最早倡导与其他佛教传承交流的人物之一,并且是这个方面的典范。佛使尊者还有邀请藏传佛教僧侣到解脱自在园常住的计划,而佛使尊者后来也确实开始规划在自己寺院的一隅兴建一座藏式寺院。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出现了一些违缘,无法实现。

佛使尊者把一部重要的大乘经典《楞伽经》的主要部分翻译成泰文。后来,他又翻译了中国禅宗的两部重要典籍——惠能大师的《六祖坛经》和黄櫱禅师的《传心法要》。也就是说,泰国最早广泛流行的禅宗典籍译本就是出自尊者之手。

宗教或“教”

进行宗教对话时,必须格外重视术语的问题。英文术语无可避免地会带有基督教意味,因此不一定能对应其他传统信仰的术语。巴利文中的sasana(教)经常用来翻译英文中的religion(宗教)。尽管这两个字的字根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泰国,它们却成了同义词,因为“religion”总得翻译出来。

关于“教”,佛使尊者写道:

“‘教’不单是指教学(其基本意义),还指那些能让人们生存(或得救)的活动。另一方面,religion的字根意义分别为‘遵守’和‘约束’。结合这两个意义,就是指那些与能结出天(或上帝)人合一果实的神圣教训相一致的行动。所以,religion是关于行动的。在佛教里,佛陀把这种行动称为法(dharma)或梵行(brahmacariya),而不是教,因为他强调的是行动。我们行动是为了共同得救。教就是引领我们得救的行动。这是基于恐惧并且希求得救的本能。基本的活动或挣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操作的层次。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所有宗教都是一个宗教。”

接着,他谈到了普世教或普世宗教。通过阅读《古兰经》、《圣经》、《奥义书》、儒家经典、道教经典等等,以及与不同宗教人士的会谈,他开始相信,从根本上说,所有宗教都在执行共同的基本功能。

“教是生活的基础。教源于恐惧的本能和为了求存的挣扎。当心的发展超越了身体和精神,这个挣扎就出现在更高级的或更细致的层次,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带来了更高级、更精彩和更完整的拯救生命方法。”

有时,他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被他称为“所有宗教之心”的无私上面。他会指出,例如说,基督教的教义和行持是以无私为宗旨。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深爱世界,为此牺牲了祂的独一爱子,并且根据“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身边的人(邻居)”的教诫那样的去行持,是不可能自私的。他会说,伊斯兰教的所有律法和行持是如何抑制和战胜自私的。他也会强调,佛教克服自私的修行最终会导致无我观的建立,从而通达一切万法都“无自性”,也就没有必要执着于“我”和“我所”。通过观察这些不同的传统信仰,他看到了克服自私这个共同因素。

他以三个心愿或决议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的希望。一言以蔽之,就是“尽我所能,成办一切”。

● 帮助其他人如实认识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本质。

● 努力实现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善意谅解。

● 通力合作把世界从物质主义的泥淖中拉拔出来。

帮助所有人认识他们本身的传统信仰的核心价值,对跨宗教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人们首先必须如实了解自己的传统信仰,才能以有意义的、有力度的和有深度的方式向别人说明。只有在我们能根据对自身传统信仰的深刻体验进行解说的情况下,才具备了解别人的宗教的基础。当然,现在我们面对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传统信仰,只能在市场浪潮中随波逐流。

佛使尊者觉得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敌人——物质主义。政治物质主义、享乐物质主义和精神物质主义都会造成自私的滋长。它们为自私提供合法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为以自我为中心提供理论依据。现代个人主义也是为以自我为中心提供理论依据。只有宗教,当其在了解自身并且忠于其基本使命的情况下,是最适于把我们从自私中解救出来的人类文化发展成果。

佛使尊者本人并不是组织跨宗教会议的积极活动家,但是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士却热衷于此。在泰国,有一位深受佛使尊者影响的佛门居士萧素乐(Sulak Sivaraksa),就成立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的一个是泰国跨宗教发展委员会。这是泰国国内诸多旨在促进跨宗教谅解的团体之一。萧素乐和他的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拥有一个强大的跨宗教合作功能的亚洲文化发展论坛。在解脱自在园,基督教团体也能前来参加禅修营。天主教冥想导师劳伦斯·弗里德曼神父和我主持的七天禅修营,就吸引了包括亚洲人和西方人在内的基督徒和佛教徒来参加。

佛使尊者并不是对不同宗教均持非批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持续批评佛教的同时,也会批评其他宗教。他对有时被称为“印度教吞咽了佛教”的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解脱自在园精神剧场,有一幅婆罗门僧侣吞咽佛教僧侣的图画。另一方面,他指出佛教被吞咽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徒无能,尤其是佛教导师和领袖,并不清楚佛教到底是什么。印度佛教变得越来越重视仪式和咒术,僧团也高度阶级化,与佛陀的原始教法相距甚远。由于佛教不能严格遵守佛陀的原始教法,它在很多方面变得很难与印度教区别开来,因此易于被吞咽。

他对基督教尝试收买其他宗教徒改宗的做法,也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在一篇文章中,他针对基督教写道:“如果你们收买了我们的愚者,我们就会俘获你们的智者。”如果一个宗教以卑劣的方式,不管是威迫或利诱去吸引人们改宗,那些能看穿这些伎俩的智者就会对有关宗教失去信心。

他也批评佛教和其他传统信仰里只做表面工夫的人,例如过度仪式化或过于重视个别导师。即使是佛教的创始人佛陀本身,也不应凌驾在佛法之上。

佛使尊者列出了由于误解教法或宗教真实含义而产生的七种态度:

● 误解现代世界并不需要宗教,认为我们已经进步到不需要宗教。

● 把非宗教现象视为宗教的或精神的,例如超能力和情感洋溢。

● 把真正的宗教视为非宗教性质的误解。例如,宣称摆脱贪嗔痴的纠缠并非解脱的基础(就像很多现代佛教徒尝试证明鱼与熊掌可以兼得那样)。

● 误解信仰宗教可以带来其他好处,例如财务保障、物质保障、功德和祈祷应验等等。

● 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怨敌。

● 认为宗教可以帮助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例如在一些国家,占大多数的宗教信徒会利用宗教来争权夺利。

● 最大的误解是倾向于认为其他宗教都是自宗的反对者。

他觉得,只要我们有上述的这些态度,尤其是最后一种,宗教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救赎与和平。由此招致的战斗、竞争和争论,将使世界和平变成不可能。

像佛使尊者这样的导师,因为勇于对其他人表示友好,并为了解世界上的不同宗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是真正的和平使者,堪为学习和效仿的师表。愿我们以他作为激励和立志的楷模,达到他那种合作与谅解的高度,为一切众生带来利益。

 

【作者简介】山帝卡罗比丘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经在泰国当过四年的和平队(Peace Corps)志工,1985年落发出家后,一直住在佛使尊者的解脱自在园中修学,并担任尊者的英文翻译多年。后来,他担任过阿塔玛雅他拉玛寺(Suan Atammayatarama)的住持,把尊者的两本书《出入息念──揭开生命的奥秘》、《菩提树的心木》译成英文,再加以编辑出版。继承了尊者的遗风,山帝卡罗比丘也是跨宗教合作与谅解的积极推动者。

文章来源:http://www.dhammaweb.net/dhamma_news/view.php?id=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