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正念与心理过程

Mindfulness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J. Mark G. Williams, University of Oxford

作者选取一系列与正念相关的特殊题材文章进行了评论。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其开端,作者认为情感的变化好似一个信号系统,会对任何外界的突发状况反应敏感。无法控制情绪是因为现在、过去与未来的心理表征会被独立于外界的突发情况所激发。练习正念可以视为教授人们如何消除来自物体或是突发情况实际“刺激”的一种方法。在这一特殊领域的文章展示了,即使是简单的实验室训练也对具有效用的刺激物产生影响;而长期的冥想训练者对于疼痛的反应与常人截然不同;更长时间的冥想训练可以改变脑部结构;8周的正念练习可带来情感处理的变化:参与者将学会如何区分叙事型自我和感官、直接经历的自我;正念的修持还可以增强记忆力,提高参与者对于过往的危机敞开心扉,可以细致地叙述危机而不至于被压倒。这些发现对于理解情感及其深入研究的意义将在下文讨论。

关键词:正念,冥想,达尔文,反应,处理模式

本书中关于人类和动物情感的描述,达尔文讲述了他自己在伦敦动物园爬行动物室做的一个实验。

在动物园里,我把脸放在位于素饰巨蝰前的厚玻璃盘子,下定决心不会退缩即便这条蛇袭击我,但是就当它袭击我时,那些决心便毫无用处了,我非常吃惊地向后跳了有一到两码远。我的意志或动机在我所想象的从未经历过的危险面前,不堪一击。(《达尔文》,1872,40页)

很多关于人类情感的研究都追溯它的起源到这样一个开创性的领域,标示人们感知情感与表达情感的重大变化。达尔文旨在为他的进化论呈交证据,而进化论的主要原则就是遗传变异与物竞天择说。现在他的理论广为接受,然而,我们并不会用这些遗传反应去夸大进化论的证据。我们更愿意用他们去告诉我们现象学以及背后隐藏的情感机制;特别是哪些领域是自发的,哪些情感机制是更“被控制”或是“狡猾的”。通常,我们认为情感是基于一种自发的过程、反应,由具体环境所引起——人们受到极大威胁时便害怕;缺失情感或是地位便沮丧;求而不得便生气;接触或是咽下令人不快的东西便恶心;所求遂意自然就欢喜。在这些自发的反应之下的细胞生理机制很容易理解。这使得我们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他们在这些自发情感的大小、条件反射和结束时间上迥然。

这些基本的情感反应据说有一个信号功能(奥特利与约翰逊 – 莱尔德, 1987, 1996),负面情绪信号会在考虑自我及他人的优先级上产生影响。但是要和信号一样有效,情感不得不对于外界的突发情况非常敏感。也就是说,情感必须产生两个必需的品质。首先,当外界需要时,情感就要出现。若非如此,我们的前人也就不会在蛇面前后退,我们也没有兴趣来阅读这篇文章。但是,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品质是当外界条件变化时,先前的情感要结束。情感进化得短暂——对于外部的危险快速感知和结束要十分敏感。

达尔文想要他的读者了解情感的进化比原始人在地球上的散步来得早许多。我们很容易从对于危险、失去的彻痛的反应中有所了解,为什么动物和人拥有感情。人类如何保持情感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人类如何建立获得思想模型和符号处理的能力,使他们从对当下外界的敏感中解脱出来(海耶斯,骆马,本德,马苏德及莱丽斯, 2006)。尽管,这些关于过去与未来的符号给人类解决问题提供便利,同时,这一能力在外界条件变化之后仍然没有“工休”,这意味着情感没有停止。一个当下的坏心情可以激起对过去失败和羞辱的回忆(参见刘,西格尔及威廉姆斯, 2004),而焦虑会引起对未来的恐慌(参见沙克特,亚的斯亚与毕希纳, 2008)。当我们激动、粗暴并神经质地对待我们的“刺激”时,就会产生种种问题。因为真正的恐惧与失败是需要当下以高度重视的方式解决它。

在临床上,我们把这些刺激物建立思想模型的效果当作很多情感疾病的持续因素。这些在抑郁症中已有详尽描述,这些刺激物很典型地将其以负面形式进行了诠释。(“我这次测试的成绩低于我的期望,这意味着我会在所有我尝试要做的事情中失败”;贝克,拉什,肖与艾美瑞,1979。刺激程序能够被人的情绪激活,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感觉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进而导致抑郁;Teasdale, 1983, 1988。)正如一个病人早前在正念认知治疗中所说的“我了解到这些负面想法意味着我很沮丧。我感觉到了这种情绪。但是我接着就对自己说‘我又开始抑郁了,真是傻瓜’”。类似的“对情感反应的反应”可以在后期创伤应激障碍中发现。(“我应该现在就跨过它,这些闪过的念头意味着我很羸弱”;厄尔似与克拉克, 2000。)认知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要关注主要的情感表达,还要关注围绕这些表达的思想模型;它给了他们更多的信息,并在达尔文表达说之后还在持续引起病症。

为什么这些思想模型不会自动结束?因为这些思想模型的建立对于信息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部分,它使得大多数任务顺利达成,也使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状况得以解决。(例如:理解语言,圣福德与卡罗德, 1994。)为了能更有效率和有效用,这些刺激物需要(a)自发出现,(b)作为默认选项来代表现实,(c)以概念链接结构记忆,(d)运用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记忆来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e)包括(工作储存的保持)什么是当前目标要选择,要去除或是规避和禁止的(顿肯, 1993;顿肯,艾美丝莉,威廉姆斯,约翰逊和弗里尔, 1996),这就是思想运行的模式(参见威廉姆斯, 2008 为最近几次讨论而作),然而这与成为治疗中要克服的敌人相去甚远。这一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尤为重要,要是这一运作模型的运行受到毁坏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在痴呆症中这一点显而易见。

这些和正念又有什么关系呢?它首先表明在某些情况,精神病理学在过度使用正常心理过程时出现,每一个心理过程都会产生效用。正是对思想运行模式的运用,情感表达的减少或是细化会悲剧性地适得其反,因为这个模式减少了集中的控制和承受力,进一步增加了情感混乱和无助感,而这些本是要修复的内容。正念练习不是要逃避这些过程或是清理大脑中的概念,而是看清楚一个自然自发的反应如何停止以及那些刺激、细化和防御机制如何开始。

正念练习目标在于培养一种替换的运行模式。通过冥想练习教会人们如何用敞开的心去关注外部及内部的世界每时每刻的呈现。仅仅注意事物本身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到我们对他们的反应,特别是我们希望正面的反应延续,负面的反应结束,而中立的一些反应期待不再如此无趣。在这个方面,冥想练习者的反应与达尔文学说大相径庭;一个过分的刺激反应和思想模式不同,它给事物与情形植入更多额外的含义。引用的两个图表表明人们通常如何运用冥想练习,这个全身扫描构建了如何(a)增加持续的注意力,(b)教导感官思维与直接体验他们的差别,(c)教授参与者看清楚并清晰区分精神状态,例如无聊和坐立不安。在这样的练习中,参与者有许多机会练习直接地不加评判地观照自己的“伪装”,便能看到精神活动在意识领域的真实状态,而不是个人所认为的应该或是紧急的行为。

这样的正念练习有怎样的效果呢?在大脑图中能看到这样的效果吗?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分析这样的练习吗?它会影响心情、对痛苦的感知或是记忆力吗?到头来,是不是这样的练习正在培植一种分散的视角,思想和情感的练习如同精神活动而不是反映现实?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这篇论文中有所阐述。

本期涉及到的文章

现有的文章共同论证了研究正念可有多种设想,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些文章首先论述了定义中心论题的自变量为“正念”与这“捕捉”它有所不同。

看、尝、触

听、闻

内脏感觉

本体感受

概念

感觉/知觉

标签

详细描述

分析

判断

目标定位

计划

比较

记忆

自我反思

图1:两种大脑模式。本示意图表明了大脑运行模式的两种可能性:概念(以语言为基础)以及感知过程。清醒的每个时刻,我们都在接受色、声、香、味、触,种种来自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刺激。但是,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概念模式:即思考、计划、做白日梦、分析、记忆、比较、判断、分析,诸如此类的时候,感知通常会被忽视。作为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正念练习中的注意力训练培养了一种转换模式的能力,以此提升所有经验(感官和概念)成为更宽广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既不是感知,也不是概念。

在这两个模式中,正念首先以其“特质”形式被研究(威,克雷斯威尔,艾因司贝格和李贝尔曼2010),即在相对单纯的参与者中作为个体差异变量进行研究。其次,在专家与新手间研究正念(格兰特,卡特曼彻,杜尔登,顿肯和莱因威利, 2010; 普尔曼,萨洛蒙斯,戴维德孙和陆兹, 2010)。第三,对8周正念培训课程前后的效果进行研究(法布等 2010; 戈尔丁和格罗斯 2010; 赫尔格斯,卡雷恩,巴恩霍夫和威廉姆斯, 2010;杰尔,斯坦利,和格尔分德等, 2010) 。最后,用简单的实验室干预或是单纯参与者;抑或用于单纯和参与实验的专家进行比较。

其次,这些研究表明了哪些范畴的设想可用于“挑战”系统和检验正念对调整这些挑战的效果。这些挑战包括:短暂接触感情刺激和中性实验刺激(语言的——戈尔丁和格罗斯,2010;形象的——威等,2010),用膜材料进行长期情绪诱导(埃里斯曼和罗默,2010),接触身体上的痛苦刺激(格兰特等,2010;帕尔曼等,2010),接受密集化军事训练(贾等,2010),以及询问参与者对情感方面痛苦经历的描述。

再次,这些研究分析了因变量的范围,因变量有:结构性核磁共振成像(MRI;格兰特等,2010),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法尔布等,2010;戈尔丁和格罗斯,2010;威等,2010),自我情感评级,刺激强度及快乐感自我评级(埃里斯曼和罗默,2010;帕尔曼等,2010),工作记忆容量(贾等,2010),对病人描述成绩的独立评级。

有意思的是,检视每个研究,不同设计都在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正念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让我们对每个研究成果依次分析。

埃里斯曼和罗默(2010)研究表明,一个短暂的(10分钟)正念式干预或者控制干预,能够改变对膜材料的情感反应。正如这两位指出的,正念干预或许太短暂了,几乎没有参与者能得到明确结论。这就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多少时间的练习才足够”。正念教师说新的练习者在最初几星期的正念训练课程中面临困境(西格尔,威廉姆斯和蒂斯代尔,2002)。那么,我们如何期待一个十分钟的正念练习产生效果呢?这很重要。

对此的解释之一是,埃里斯曼和罗默并不试图去类比完整的正念训练课程,而是想实现非常短期的变化。如果他们想得到长期利益的话就需要进行长得多的巩固练习,但有什么有趣的方式来影响情绪和其他功能?另一个答案是,短暂的试验操控(例如,分析的/默想的,较之试验的/具体处理自我相关材料)能对因变量产生很大效果,如解决问题或者自传式记忆,人们已经知道它们能有重要的临床效果(沃特金斯和蒂斯代尔,2002,2004),那为何不用这种方式来研究短暂的正念干预呢?

将正念放到实验室里进行试验控制只是其中一方面,它却是理解认知系统融合新信息或步骤以及这种变化产生什么效果的重要方面。是否将这种实验步骤成为“正念”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重新给它们贴上简单的“接受基础上的处理”干预这类标签(或其他类似的标签,能更精确地指向正念治疗实质的特定子元件)。这或许可以避免正念在更长期,多元化的临床训练习中产生混淆。毫无疑问,这个领域会找到协商使用术语的方法。

ENGAGE 关注

STAY 停留

DISENGAGE 脱离

SHIFT 移动

ENGAGE 关注

STAY 停留

DISENGAGE 脱离

SHIFT 移动

TIME 时间

图2:正念修行时的注意力过程(人体扫描)。包括正念练习的注意力训练,即人体扫描,如图1所示。图中显示,注意力关注和脱离的循环在一次人体扫描中约50次。每一循环包括四个关注部分:(a)注意力从人体的一个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b)注意力关注到这个部分上;(c)停留在此处来探索可能发现的感知;(d)在注意力重复前脱离;(e)将注意力转移到身体的另一区域。在这训练中,参与者要在工作记忆中额外保存两种注意:(a)觉察走神并把注意力拉回关注焦点,以及(b)探索感知——觉察走神——带着一种友好和慈悲的态度,而不是比较、分析和判断。

威等人(2010)在以前对气质的正念研究基础上,运用布朗和莱恩(2003)等级进行了研究,该等级评估了日常功能中的“自动导航系统”和不专心的效应。研究显示了这种不专心在何种程度上过度反应慢性边缘系统,随后引发了对情感刺激的高度反应。这提醒我们不专心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缓和的思想滞碍,而是一种时时刻刻的经验,不断感受被“拉走”的状态;由对自我相关的关注引起,密切与压力和情感反应相关。因此,我们看到抑郁症病人“缺乏注意力”,并不是单纯的抑郁症症状,也不是用有效药理或者心理治疗纠正自己的偶然症状,而是注意力自身至关重要的持续因素,治疗不专心对抑郁症的其他方面有显著影响。

法布等人(2010)揭示了在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简称MBSR)前后以及实验中引发的悲伤时,参与者的神经活动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了正念训练项目如何促使大脑的调节策略从支持对自我的认知,变化为处理内部躯体信息(见图1:从概念处理转为感觉处理)。正如前面所述,人类需要概念(模拟)模式完成一些任务。但事实上这种模式假定现象(图像和念头)是现实的有效体现,但当念头的内容是全球性的、负面的和跟自我相关时,这个假定就有问题。

这个研究还得出了其他结论。在看了一部伤感的电影后,参与者在正念训练前后都被测出相同程度的悲伤。这是此项研究的重要特征。“原始情感”需要在训练前后保持一致,这样他们可以检验神经差异以及其后可能隐藏的大脑处理这些悲伤的模式。悲伤中确实存在差异,任何神经差异都可以体现悲伤的不同程度。埃里斯曼和罗默(2010)研究自我汇报在情感反应中的差异,我们也可以把之前的结论跟其预测进行比较。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期待何时见到情感反应的差异,何时见不到。正念训练并不宣称减少原始情感反应,而是减少对原始反应逃避、扩展或纠结的长期后果。正念并不是“没有感觉”或者与情感分离。去中心化也跟分离或者疏远不同。去中心化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没有更进一步的加工:如,把念头看成是心的活动,或者把物理感觉当成物理感觉而是不是自我整合后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在正念练习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预计短期内更强烈的反应,但当刺激不存在时反应也就消失了(参见戈尔丁和格罗斯,2010)。换言之,我们预计正念训练后情感以合适的信号功能存储起来:需要时就启动,不需要时就关闭。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何时可预测反应路线?这便提出何时才是我们在研究评估这种反应的恰当时机。我们距离答案还很远,或者说我们还无法知道评估这个时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帕尔曼等人(2010)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测量方法。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注意力集中”条件下,新练习者和长期练习者面对痛苦强度时没有区别。但在“开放”条件下,长期练习者对评估对痛苦的耐受力更强。

正如这些研究人员所认同的,即使身体感觉处于实验控制,在主观状态下问问题并不够直指要害。举个例子,我们并不清楚有经验的正念训练者和新手是否用了相同方法。如果我们问一个长期的正念训练者,何种程度的痛苦会困扰他们?他们也许会说能清楚看到不快乐的时候(例如,直接的“对事物的感觉”,是直接地“读出”对事物认知的快乐感),或者会说何时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厌恶(厌恶指的是倾向于逃离或者避免刺激,说明有其他更多选择)。

这些数据再次引出何种测量方法才最适合得到我们预计中的区别,以及预计何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区别的问题。这些问题显得很重要,因为它们与在本次特刊中其他关于痛苦的文献有显著的差异。

格兰特等人(2010)发现长期的正念训练者有更强的痛苦耐受力,大脑中处理痛苦的脑灰质也更厚些。进一步来说,正念的训练经验越丰富,脑灰质越厚,脑灰质(前扣带皮层、刺激体感神经皮质和右侧脑岛)越厚的人痛苦忍耐力也越高。

怎样解释这个研究结果与帕尔曼等人(2010)研究的差异呢?这个差异是不是就像在用左小腿(格兰特等)还是用左手腕内部应对痛苦刺激那样的微小呢?还是格兰特的研究中通过记录何种温度下参与者在0-10度等级表中评价刺激为6-7度,但帕尔曼等人预先确定好了在手腕温度达到几度时会在0-10度等级表中得到8度的评价,然后使用该温度去测量主观强度级别?一个研究只有在同一实验使用共同的评价痛苦方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不一致不能让我们分心,尽管如此,从格兰特等的发现来看,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冥想练习中的愉悦感受与厚灰质有关,厚灰质跟疼痛敏感度有关。起初,有人推测厚灰质的来源仅仅是长期冥想训练的人打坐时,因而以强烈的感受来技巧性对治。格兰特等提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性:痛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公平的方式,进入受影响的身体部位。这很重要,因为他们指出的,慢性病痛与大脑某些部位的薄灰质有关。这就提出了慢性病中的问题不仅是病痛本身,而是从引发痛苦感受的区域转变过来(见表1),或者是通过故意分散注意力,或者通过思维痛苦(概念上的),而不是直接经历这些感受。如果可以证实这点,那对心理问题的神经基础,以及伴随着学习经受这些意乐的神经变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贾等(2010)检测了MBSR项目前后服有效兵役的一个战区中的军事人员,把他们按照冥想训练的多少分组。结果显示,在测试结束后,冥想训练更多的人保持了工作记忆能力以及积极的情绪,跟不太训练冥想的人差异明显。

这项研究很重要,它检测了正念对通常所认为的“冷”认知技能即工作记忆产生的影响。尽管如此,心智能力并不是如此冷的受损的抑郁执行控制很普遍也能致残(文献见 博特、泽曼巴以及涅得热河(1995);哈特拉格、阿龙、瓦奎兹和迪克曼(1993))和工作记忆能力是自传式记忆中回忆特质的关键决定性因素(达尔格雷什等,2007),反过来可以预测人们受到创伤后是否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布莱恩特、萨瑟兰和格斯里,2007)。

贾等(2010)发现在受伤(战区本身)时,正念训练越多,可阻止工作记忆能力的恶化,这是潜在的重要问题。当然(正如作者们指出的),它也许是目前尚未知的第三种因素,可预测在正念训练时积极性/持久性低,以及训练时能力的恶化,但我们需要实验性探讨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准确地了知状况。

戈尔丁和格罗斯(2010)发现MBSR(他们发现MBSR可以对社会性焦虑产生积极的临床效益)与功能性MRI中的重要变化有关,包括焦虑性语句中的预处理倾向的降低,用来激活与自我反省(腹中和背中的前额皮质)相关的部位,还包括与注意力(顶骨和枕叶区)有关的部位激活度增加。他们也发现一个治疗后的不同模式的扁桃体激活,以及接受扁桃体的快速生成,还有这些反应的迅速消失。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对扁桃体活化/失活的新模式,是由于从努力尝试转变为控制焦虑,再到更加自动地转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涉及了众多领域,它揭示了注意力自然关注某一事物时,导致对可替代事物的失去选择化或者抑制化(毕夏普、邓肯、布雷特和劳伦斯,2004;邓肯等,2008;蒂伯,2001,2003)。尽管这些自然产生的过程包含了“抑制化”,但这并不是产生精神病理学的抑制化类型。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充分的抑制手段很可能忽视预测目标,导致注意力很容易被当前所关注的内容吸引过去。高尔丁和格罗斯的讨论指出了如下挑战:适应性平衡和抑制过程中间需要加强的神经差异是什么,对不需要的事物(焦虑、记忆、想象等)适应不良的抑制会产生更进一步的细化和避免吗?

映射这些去选择化或者抑制过程,区分选择性抑制平衡和对不需要的事物适应不良的抑制,会给过去几十年来功能性MRI研究带来最大挑战。我们可以假设适应不良的抑制,不管它包括什么,对比较当前和期待的自我状态两者被激活时,会一直包括激活从前到后(中线)的结构。我认为这些例子,无论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这些中线结构事实上是在一般的推理和记忆过程基础之下,超出“自我”(罗格朗和卢比,2009),因为我们试图画出的自我相关的抑制,这是思想的一个部分,它包含着间接的、代表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推理和记忆的“电流”。

哈古斯等(2010)检验了正念训练是否对人跟自己的经验相关联产生影响。以前的研究显示,缺乏特质的回忆过去是跟沉思和回避有关的,这可以导致问题解决受损(威廉姆斯等,2007),弱的超然觉察能力增加了重度抑郁症循环发生的风险(蒂斯代尔等,2002)。因此,在MBCT随机控制测试的治疗前后,他们评估了抑郁症参与者形容的过去危机中的特质和超然感受。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接受治疗的群体特质减弱,但在MBCT群体中依然保存,跟控制群体相比,在接受治疗后的MBCT群体,明显显示出从一个超然觉受角度描述危机的强大能力。

这些研究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病人需要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经验,发现新危机的一些警示性预兆,也包括能详细回忆过去的消极事件,而不会被这些悲惨遭遇击倒或者过于沉湎。通过运用一个不依赖于自我报告的程序,这些结果第一次揭示了正念对非中心化产生的变化。但我们好奇的是:实验结果并没有将正念治疗跟一个积极治疗做比较。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其他的积极性治疗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甚至可能被同一过程调停。

这些文章共同指出了有待于将来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实验,大小均可,把正念训练跟貌似可信的积极治疗进行功能上的比较,检测什么是有效治疗的缓和剂和中介物。

其次,我们得承认,正念实验的效应量并没有大到足以让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治疗大量病人的第一选择。那我们该如何应对?过去三十年的认知治疗显示了如何发掘维持不同类型精神病理学的特定过程,从而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正念领域也需要研究同样能够适用的方法。我们可以持续训练技能来应对普遍存在的缺陷(有必要对有很多类型问题的人在课堂上进行练习),也期待同样的练习能解决特定的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可以从为同种症状(如抑郁或者社会性焦虑)的人设计的课程的参与者身上看到。

第三,我们需要能够区别适应不良抑制的神经信号的研究,将时时刻刻都有的一般记忆与无关刺激的适应性抑制与功能区分开来,这相对而言毫不费力。一旦我们了解更多的可以区分适应过程和适应不良过程的神经信号,我们就要检验假设,从长期来看,我们在随后的正念练习(如,把叙事性的与我相关的领域跟内脏-躯体脱钩)中得到的神经变化真能预测出重要的临床效果。

最后,我们需要实验操作产生可靠效果来模拟正念训练的组成部分,而不需要过度关注这些效果与整个复杂的过程和临床状态下的正念训练有多么相符。

结论

本评论假定情感这一信号系统已经卷入了对环境的偶然性感知演变。很多情感问题的起因就是无法关闭被激活的情感系统。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基本的、基因决定的消亡过程中的个体差异,但我们这里关注由于对心理模式或模拟关闭失败的程度,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代表物(形象或者思想)的习惯性激活,这些代表物由外部的偶然性独立引发,并持续影响进化中的老系统,除非这样训练,否则它们也无法把模拟和真实状态区分开来。这次特别策划中的文章放大了这个理由。接受性过程中的短期训练在实验室中有效,在长期训练正念者对痛苦的反映中也有效果,也令参与者对电影的反馈有效。长期的冥想练习改变了大脑结构:长期练习者在理解方式上跟初学者有差异,甚至8周的正念练习给思维处理方法带来了变革,即参与者可以训练到脱离感觉,直接从对自我代表的叙述中感受自我。自我代表包括了记忆和推测,从中构建和防卫我们自我的感觉。正念训练对工作记忆能力有效果,能让参与者有一种能让他们保持特质但不会让人受不了的方式,去描述过去经历的危机的能力。

结合正念训练对心理学和生物学过程进行研究已经第一次到达了“离地间隙”的阶段。我们在本期特刊中看到,有一系列实验性战略可以用来研究这个最古老的但也是最现代的方法。每种战略都有风险,但对我们的知识所增添的价值,最终会通过治疗质量及对病人的疗效得以判定。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圆心、索南曲吉

校对:圆心、索南曲吉、圆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