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劲草,火中种莲——茗山老法师在”文革”时期的行迹

发生在三十六年前的十年”文革”,如今提起来,大部分人都淡忘了。回忆前尘,恍若隔世;至于新一代的青少年,听那时的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文革”,只不过是中国历史的短暂一瞬,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深刻影响,自有社会学家去研究。笔者仅就寻访到的数据,以五体投地的恭敬心,白描一代爱国高僧茗山法师在那十年中的行迹,供养广大同修,并供研究茗山法师佛学思想的专家作参考。

一、 暴风骤雨

一九六六年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暴风骤雨般席卷大地。佛教名山古刹焦山定慧寺,以及定慧寺的方丈、著名的佛教界人士茗山法师,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冲击打倒的对象。

那几天,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破四旧”等口号,轮番冲击定慧寺。他们捣毁一切佛菩萨法像,破坏各处殿堂、法器、庄严、文物、家具,能砸就砸,能烧就烧。他们把藏经楼上的经典也摔到楼下,点起火来就烧。茗山法师的房间也遭洗劫,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捅顶棚、撬地板、拉床铺、扔物器,弄得一塌糊涂。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在这”大和尚”的房间里并没搜到金银财宝,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和几十斤粮票。

最为可惜的是茗山法师几十年来读诵的经书,还有大量的文稿信件,从少年起就写起的两大箱日记,统统被抄走,付之一炬。

二、 遇魔无怨

红卫兵们指责茗山法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在定慧寺藏经楼上和山门口进行批斗,戴高帽子、坐飞机、晒太阳、挨打受骂。冤枉栽赃的罪名,污蔑诽谤的语言,劈头盖脸。还要反复地写检查、写交待。这一切,茗山法师都以忍辱波罗密对应。

事隔三十年后,他提起这些,如话平常,他说:”当时和事后,我又想我处如此境地应无怨恨。第一,打我的这些人与我并不相干,亦无怨仇,打我是这次运动中他们的任务;第二,这是我自己的业报,我在前生前世打过多少人,这是因果循环的的恶业所感;第三,佛陀说,‘代众生受苦’、‘有情恼我,骂咒打杀等,视若父母悉顺承’,我应照佛陀的教导做才是。这样一想,思想就转过来了。”

三、 遇难不死

有一天,有人在大殿被砸烂的”海岛”后泥土堆里发现一个机关枪的开关,报告到红卫兵总部,这下大祸临头了。茗山法师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严加拷问。他解释,焦山在解放前曾驻扎国民党的要塞司令部,这个机关枪开关可能是那时当兵的遗留之物。红卫兵们,有二男二女,说他是狡辩、隐瞒,拳打脚踢,又用皮鞭木棍拷打,嚎叫:”交代!”交代不出,认为是顽抗,又打。打得浑身是伤,站立不住。有一男子举起三角刀,要向茗山法师头上插去。他当时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准备死了。此时,另一个男子一把托住那个人拿刀的手说:”留他条小命,要他交代!”没有事实,如何交待?接着是更严酷的逼供。

到了这步境地,茗山法师不由地想到死。他躺在稻草上,冒出自杀的念头。日近黄昏,他再一次默念起晚课,这是他出家以来,坚持几十年早晚功课从未间断过的。当念到《大忏悔文》中”若自作,若教他作……”时,想到:”我若自杀,还是犯戒。我是持戒人,怎能杀害众生,我自己也是个众生啊。只好让别人杀吧!”

四、 随缘隐修

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冬,红卫兵们把集中在金山寺文物楼揪斗的近百十名僧尼,全部遣散。僧尼全部离开寺庙,各找出路,或还俗,或转业,或投亲靠友,并责令脱下僧装换起在家人的俗装。

茗山法师无处可去,只得投奔大埂街三圣庵的智开老和尚。而这时的智开,也被赶出三圣庵,住在附近的一间茅草蓬里,里面一木床、一破桌、一竹橱、一水缸、一土灶,两人就挤在一间破茅蓬里,住了下来。他宽慰自己,这才真正叫做住”茅蓬”哩。

这时的茗山法师,每月靠居委会发八元钱生活费度日,曾一度到邮局门口摆摊子,代人写书信,一角钱一封信,每天写七、八封信,贴补自己和智开的生活。半年多后,茗山法师从大埂街搬到大盛家巷南首叶宅,租赁了一间小厢居住,每月租金二元五角。在此居住了三年,自烧自煮,自洗自补,自己默默静修。那时他虽未戴”五类分子”帽子,但居委会对他还是另眼相看,加以监视管制,时不常地被喊去参加学习会、批斗会。每天还要扫巷街。令人无奈的是,要应付一批又一批外调人员,逼供追问焦山寺庙和佛学院师友、学生的历史情况,他总是抱着不打诳语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向他们宣读”最高指示”:”我们应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知道的不乱说,不知道的宁死也不说。

茗山法师在镇江大盛家巷南首叶宅住了三年。又搬至大盛家巷北首一个四合院的小厢房居住,一住又是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又搬到镇江黑桥西”德元堂”住了六年多。

在这十来年里,茗山法师随缘隐修,素食独身,清净持戒。他在德元堂,曾先后护理过三位有病的老比丘,照顾他们的饮食、咳痰、大小便,帮助他们念佛往生,作为自己修持的助缘。

五、 火中种莲

镇江黑桥西”德元堂”,原是慈善机构,后赠送给金山寺。”文革”中,一部分焦山的僧人,及一些庵堂的老尼,陆续搬到这里居住,共有十来人,虽都着俗装,但都是出家人。茗山法师到了这里,自然成了众人的依止。在那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十来位僧尼,虽各人自烧自吃,但相处和睦,有无相通,非常融洽。因为同是出家人,自我保护,互相关照。茗山法师可以关上房门放下帐子,看经念佛,有时还谈谈佛法。这里成了非常环境中的非常道场。

那时,残存的佛经很少,都是各人偷偷保存下来的,凑在一起也只有《心经》、《佛说阿弥陀经》、《地藏经》、《法华经》、《遗教经》、《金刚经》、《楞严经》等几种。为了可以不用经本,随时诵持,茗山法师就将几种佛经的经文要义,用四言、五言或七言,摄成偈颂,题名《诸经摄颂》。这部佛学专著,凝聚了茗山法师几十年来对这些经典受持读诵的心血,总摄了每部经典的精髓,朗朗上口,易于记忆,方便自他摄持,字字句句从心田流出,是他几十年修持”戒、定、慧”三学的结晶。

当时,茗山法师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蜗居在小厢房里,光线很暗,半张破桌,没有好笔墨,用毛边纸,手抄了一部《楞严经》。这部手抄《楞严经》一丝不苟,笔笔恭敬,不仅仅是书法珍品,更可以从中认识到他对《楞严经》深刻的体悟,感受到他誓舍身命,护持佛法的人格力量。

在一九七三年初春,寒凝大地,茗山法师竟然在镇江三茅庵举行了一次讲经法会。三茅庵的准和比丘尼,道心坚固,是镇江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仍保持僧装的比丘尼。当时,三茅庵的房屋虽然大部分被其它单位和居民占用,但她在后三间自住的房屋里,仍秘密地设置佛堂,而且经常和道友们念佛看经。她发心请茗山法师去讲经。茗山法师虽然身处逆境,全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应请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宣讲知恩报恩,护国利民的佛教伦理道德思想。来自镇江、常州、江西等处的尼众和居士数十人参加了听经。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在”文革”期间,能举行这样的讲经法会,实属稀有难得。

茗山法师正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定力、坚固的道心和信念、深切的悲心和愿力,以”火中种莲”的精神,在”文革”时期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在文化的废墟上,播撒佛法的菩提种子,培育爱国爱教的苗芽。

到了一九七八年冬,茗山法师和前来寻访他的赵朴初会长会晤,两位老朋友劫后重逢,合十唏嘘,共同发愿,为”国运昌隆,佛法重兴”,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多做饶益,再作贡献。此时,年近古稀的茗山法师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佛教复苏的春天,也迎来了自己”爱国爱教,弘法利生”的”一期生命”的璀灿春天。